一次采访中，王晶直言：我拍三集片，就是为了钱！不要跟我谈艺术！ 在自传《少年王晶闯江湖》中，王晶回顾了《青蛙王子》上映后的经历。他提到，在与《英伦琵琶》竞争时，《青蛙王子》以1800万的票房大获成功，这也让他一举登上了票房大导的位置。然而，由于影片的成功，王晶也被贴上了“屎尿屁”导演的标签。他怀疑是对手新艺城搞的鬼，并愤怒地表示：电影的胜负是常有的事，观众是用自己的钱包在投票，最终决定了电影的成败。这一事件反映了王晶一贯的处世哲学：是否能够赚钱，才是衡量导演成功与否的最大标准。 正因如此，王晶经常提到自己一年的创作高产，他曾自豪地说自己每年导演七部电影、监制三部电影。他还称自己“带出了”刘德华和周星驰。当周星驰刚拍完通宵戏回到片场时，看见王晶就上前打招呼，说：“导演，什么时候有机会合作？”王晶回应道：“有机会的，但你别再拍那么多无谓的戏了。”当时周星驰拍了很多像《江湖最后一个大佬》这样的作品，王晶认为这些作品可能会影响他的前途。 他对自己在香港“江湖地位”的自信，是多年来在压力中磨砺出来的。王晶首次导演电影是1981年的《千王斗千霸》，当时他连镜头的运用都不熟悉，还不得不依赖父亲王天林的帮助。王天林曾是TVB的王牌导演，江湖地位很高，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导演，如杜琪峰和林岭东。王晶在电影拍摄后，获得了500万港币的票房，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也使他声名鹊起。 不过，王晶也坦言，如果有选择的话，自己其实并不愿意成为一个“快枪手”式的导演。当时，电影的投资人和制片人大多有一定背景，得罪了谁都不好。导演、编剧和演员在那个环境中往往是弱势群体，几乎没有拒绝工作的权力。 香港电影业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从六七十年代的功夫片热潮，到八九十年代的繁荣黄金期，再到新世纪以来的转型探索，每个阶段都见证了不同类型电影的兴衰更迭。在这个过程中，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的争议一直存在，而这个话题在近期一次关于王晶导演的访谈中再次引发了广泛讨论。 作为香港最具代表性的商业片导演之一，王晶向来以拍摄接地气的娱乐电影著称。从《赌神》系列到《倚天屠龙记》，他的作品经常创下亮眼的票房成绩。然而，在商业成就的背后，一些评论者对他早期拍摄三级片的经历提出质疑，认为这有违电影艺术的高雅属性。面对这样的争议，王晶却表现出了罕见的坦诚。 在电影圈里，很多导演都会强调自己作品的艺术性和社会价值，试图淡化商业目的。但王晶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在最近的一次访谈节目中，当主持人谈及他早期拍摄三级片的经历时，他没有回避或辩解，而是直截了当地表示这就是一场合法的商业行为。 这种坦诚的态度，在当今充满包装和修饰的影视圈显得尤为难得。王晶的发言，某种程度上也道出了香港电影产业发展的一个基本现实：商业性是维系电影工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访谈进程中，当主持人试图引导话题转向艺术创作时，王晶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反复强调，对他而言，电影就是一门生意。即便在事业有成的今天，他仍然保持着这种务实的态度，认为自己并不适合拍摄艺术电影。这种自知之明，恰恰体现了他对电影创作的清醒认识。 从小就阅读四大名著和金庸小说的王晶，笑言自己在十一岁时，最大的困扰是曾一度陷入书荒。某天，他无聊地翻看报纸上的《天龙八部》连载，偶然在旁边的专栏看到一篇外星人坠入地球的情网故事，因其引人入胜的剧情和简洁有力的笔法，王晶感到震撼。此后，他成了“卫斯理”的小粉丝，这一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他第一次意识到，除了打篮球外，读小说原来也可以如此有趣，故事的想象力如此丰富，这为他日后天马行空的创作埋下了伏笔。他后来拍的许多电影，其实就是少年时代那些小说给予的灵感：“卫斯理”可以说是打开了他的幻想空间，让他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发生了转变。 1991年，王晶一边忙着拍摄《赌神》系列，一边尝试当制作人，并与周星驰合作拍摄《逃学威龙》和《整蛊专家》，成功打入台湾市场，巩固了他在香港电影圈的地位。 年轻时，他热爱打篮球，身材非常瘦削，自认为有当小生的资格，甚至曾有当演员的念头。在1989到1990年间，王晶参与了包括《赌神》在内的九部电影拍摄，有时还同时担任编剧和男主角，繁忙的工作让他的身体出现问题。 在拍摄《绝桥智多星》期间，王晶常常无缘无故地感到疲倦，检查后发现是肝病初期。医生告知他，药物的副作用可能包括脱发、肥胖和长暗疮等，但由于前往新加坡拍摄的行程无法更改，他只得边吃药边继续工作，结果使得他逐渐发胖。 有人问他，是否因为年轻观众不再接受港式笑点，导致口碑下降。王晶反问道：“我能调出《煎饼侠》里的东北F4吗？可是你看《羞羞的铁拳》，难道不觉得尴尬吗？我看《夏洛特烦恼》也尴尬。”在他看来，香港的喜剧并非无法与内地竞争，再拍一部《九品芝麻官》或《唐伯虎点秋香》也能成功，但问题在于，再也没有合适的演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