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朱安突然鼓起勇气对鲁迅说：“大先生，我、我想要个孩子……”鲁迅一听，竟然“啪”的一声将杯子摔在地上，朱安吓得一激灵…… 1920年冬，北京一条窄窄的胡同里，北风卷着枯叶打在窗棂上，发出细碎的声响。屋内的煤炉烧得正旺，火光映在朱安瘦削的脸上，她低头缝着一条棉裤，手指冻得有些僵硬。针线在布料间穿梭，发出轻微的“嗤嗤”声。 她抬头看了一眼窗外，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鲁迅还没回来。她咬了咬牙，继续埋头缝制，心里想着：这次他总该穿了吧，冬天这么冷，总不能一直穿着单衣熬下去。 棉裤做好了，朱安小心翼翼地叠好，捧在手里，像捧着一件珍宝。 她推开鲁迅书房的门，屋里一股淡淡的墨香扑鼻而来，桌上摊着几页写了一半的稿纸。她把棉裤轻轻放在椅子上，转身离开时，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那条裤子孤零零地躺在那里，像她这些年在这段婚姻里的影子。 第二天清晨，朱安端着一碗热粥走进院子，却愣住了。 院子里，那条她熬夜缝制的棉裤被扔在地上，沾满了泥土和枯叶，像是被随意踩过几脚。她呆呆地站在那儿，手里的碗差点摔下去。远处传来脚步声，是鲁迅。 他穿着那件单薄的夹衣，低头从她身边走过，连一眼都没抬。朱安嘴唇动了动，想说些什么，可喉咙像被什么堵住，只能默默蹲下身，把那条棉裤捡起来，拍掉上面的泥。她不知道，这次鲁迅为什么又生气了，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才能让这个家有点温度。 朱安嫁给鲁迅那年是1906年，绍兴老家的一场婚礼，热热闹闹，却没多少喜气。她21岁就和鲁迅订了婚，可整整八年，鲁迅一直在外读书，甚至远赴日本。 她在家里等着，等来的却是周家一句模棱两可的话：“结不结婚，总得有个说法。”最后，鲁迅的母亲周老太太装病，才把儿子从日本骗回来。鲁迅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应了这门亲事。可新婚夜，他却没留在新房，而是去了母亲屋里睡下。 婚后第四天，他就带着弟弟回了日本，把朱安一个人扔在老宅里。 她没抱怨过一句。鲁迅不在，她就守着周老太太，洗衣做饭，收拾屋子，像个影子一样活着。后来，鲁迅终于回国了，卖了绍兴的老宅，带着母亲和朱安搬到北京。 她满心以为日子会好起来，可到了北京，他们还是各住各的屋子，连句话都难得说上几句。朱安试着靠近他，给他洗衣服、做饭，甚至学会观察他碗里剩了哪些菜，第二天就多做一些。可这些小心翼翼的努力，换来的却只有冷漠。 那年冬天格外冷，胡同里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 周老太太看鲁迅老穿单衣，心疼得不行，私下里跟朱安说：“你给他做条棉裤吧，天冷了，他身子骨弱。”朱安听了，忙活了好几天，挑了最好的棉花，缝得密密实实。她把裤子放进鲁迅屋里时，心里还偷偷盼着，他也许会说一句“好”。 可结果，她等来的却是那条被扔在地上的棉裤，和鲁迅眼里毫不掩饰的厌烦。 这件事之后，朱安开始怕了。她不敢再随便进鲁迅的房间，连走路都放轻了脚步，生怕惊扰了他写文章。她知道鲁迅嫌她没读过书，嫌她裹着小脚，嫌她不是他想要的女人。 可她不明白，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她试着学着他的样子，找些话题，可有一次，她看到鲁迅从日本带回来的东西，随口说了一句：“这我小时候好像吃过。”鲁迅冷笑一声：“这东西中国根本没有，你吃过？”从那以后，她连话都不敢多说了。 时间一年年过去，朱安在这段有名无实的婚姻里，像棵枯树一样慢慢熬着。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个孩子。她想着，有了孩子，自己就不会这么孤单，家里也能有点生气。可她不敢开口，因为每次靠近鲁迅，他都像躲瘟疫一样避开她。 直到1920年的那个冬天，屋里炉火烧得正旺，朱安终于攒足了勇气。她站在鲁迅书房门口，手攥紧了衣角，低声说：“大先生，我想……想要个孩子。”话音刚落，只听“啪”的一声，鲁迅手里的茶杯摔在地上，碎片四溅。 他抬头瞪了她一眼，眼里满是怒火，然后转身走了出去。 朱安僵在原地，耳边只剩下风吹过窗缝的呜咽声。她蹲下身，一片片捡起地上的瓷片，手被划出一道血痕也没察觉。那一刻，她知道，这个家永远不会有孩子的哭声。她也知道，鲁迅的心，是她这辈子都捂不热的。 几年后，许广平走进了鲁迅的生活。她是鲁迅的学生，年轻、热情，和朱安完全不一样。鲁迅被她打动了，带着她去了上海，同居，生子。而朱安，依旧留在北京的大宅里，守着空荡荡的院子。 她没闹也没怨，甚至在鲁迅去世后还给许广平写信，希望她带着儿子周海婴回来看看。她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这个孩子，可周海婴从没来看过她一眼。 1947年，朱安69岁，一个人躺在床上，屋里冷得像冰窖。临死前，她托人给许广平捎信，说想按绍兴的习俗办丧事。可她死后，丧事草草了事，连块墓碑都没立。 她守了鲁迅41年，到最后，却连个归处都没留下。 那天北京的胡同里又起了风，卷着枯叶打在窗上，像是在叹息。朱安闭上眼，耳边仿佛又响起了1920年冬天的那个“啪”，瓷片落地的声音，清脆得刺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