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军委炮兵副司令员吴信泉和妻子俞惠如及子女在军委炮兵司令部办公楼前合影。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此时的俞惠如年仅12岁，她和同龄的学生们走上了街头，参加集会、发表演讲。 14岁时，她便成为了“五河女子宣传队”的队长，15岁时又被任命为“战士工作团”的宣传委员兼“抗日小学”的校长，16岁时，她已是皖东北三区妇救会的主任。 1940年，俞惠如因其卓越的表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这一年，她也遇到吴信泉。 俞惠如已是革命工作中的佼佼者，而吴信泉则是八路军第四纵队的政治委员。 1940年，吴信泉带队进入安徽泗县魏营区，正巧碰上当地领导因事外出，临时由俞惠如代为主持大会。 俞惠如的开场词精彩、流畅，吴信泉深感佩服。 两人之后在军营内再次相遇，吴信泉则对这个年仅16岁的女孩的成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随后，两人就彼此的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俞惠如担任了宣传队分队长，负责组织和领导文艺演出。 吴信泉也因工作关系不断与俞惠如接触。 吴信泉越来越倾心于她。 他向俞惠如的上级李雪三表达了自己的意图。 李雪三便找到了俞惠如，向她介绍了吴信泉的家庭背景与革命经历。 俞惠如依然犹豫不决。 她认为自己还年轻，对于婚姻和家庭的事，她还没有做好准备。 俞惠如看到了吴信泉平日里文武双全的一面，他不仅精于军事指挥，还是宣传队的骨干。 晚间，他与战士们一起打篮球，技术高超。 更难得的是，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能吹奏口琴。 吴信泉身上那种温文尔雅、细腻周到的气质让俞惠如逐渐改变了最初的犹豫。 不久，大家纷纷催促他们尽快成婚。 婚礼当天，条件异常简陋，新房不过是一间简陋的房舍，床榻由几块门板拼接而成，床单上铺着稻草。 婚后，俞惠如始终未因婚姻而减少对革命事业的投入。 然而，战区条件恶劣，食物匮乏，战士们常常只能以地瓜干为主食，白菜煮得寡淡无味。 吴信泉每当得到一点珍贵的食物，都会忍住自己，等到妻子归来时与她共享。 有时，俞惠如会从乡亲那里得到一些鸡蛋或小鱼，她也会将这些带回去给吴信泉。 1946年，吴信泉在一次侦察任务中不幸受到重伤。 当时他因为头部剧痛，身体虚弱至极。 他仍然不愿打扰妻子。 然而，战友们还是向俞惠如发出了电报，告知她丈夫的病情。 收到电报后的俞惠如心急如焚，但战区交通困难。 经过一番波折，俞惠如终于赶到丈夫身边。 吴信泉看到她时，满脸惊讶。 经过几日精心护理，吴信泉终于有所好转。 但为了不耽误俞惠如的工作，他几乎是被强行劝回战场。 1941年，俞惠如迎来第一个孩子。 她当时依旧在岗位上工作，突然感觉到阵阵痛楚。 分娩的过程异常艰难。 她在自己借住的老乡家中足足经历了整整一天一夜的挣扎，最终由于接生方法不当，孩子始终未能顺利降生。 接生婆通过极为危险的方式，成功将孩子拉出来。 孩子是在重阳节出生的。 在孩子出生后，俞惠如昏迷不醒。 经过紧急的治疗，俞惠如才被抢救过来。 仅仅18天，她便重新投入工作。 1942年，她在老乡家中的厨房空地上生下了大儿子皖湘。 1944年，她再次在随军中分娩，生下了二女儿“淮阳”。 在1945年，为了纪念苏联向日本宣战，她为刚刚出生的二儿子取名“苏宣”。 1947年，俞惠如和丈夫搬到东北，在齐齐哈尔医院，她迎来了三儿子“皖平”，并在两年后的1949年再次生下三女儿“新阳”。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吴信泉带领39军进入朝鲜。 1950年，俞惠如刚刚为吴信泉生下了四个孩子。 她的儿子取名“安平”。 她带领留守人员进行思想工作，鼓励大家坚守信念。 1953年，吴信泉被调回东北军区担任参谋长，俞惠如则担任东北军区幼儿园园长。 夫妻俩终于迎来了和谐的家庭生活。 1955年，吴信泉未能得到应有的评级，这一状况令她感到愤怒，但吴信泉不为此事做过多辩解。 1982年，他当选为中纪委委员。 1992年，吴信泉因心脏问题病重，临终时，他明确表示，不需要任何盛大的葬礼，不希望组织和亲戚为他操办。 他要求将遗体捐献给301医院。 在吴信泉去世后，俞惠如没有借用公家的任何资源，全程由家庭自费处理。 参考文献：[1]张爱希.吴信泉与俞惠如:患难姻缘五十载[J].湘潮,2013(3):52-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