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总督为什么不像唐朝节度使容易犯上作乱呢？ 清朝建立之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满族旗人对自己的地位充满警惕，始终担心朝廷的稳定性。 清军入关前，满洲社会仍存在明显的奴隶制残余，官员之间的关系充斥着“主子”与“奴才”的等级区分。 这种阶级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旗人之间的凝聚力。 明代的督抚制度最早出现于明中期，初期的总督和巡抚并没有完全固定的辖区，通常是临时任命、因事设立。 唐朝藩镇割据的根源之一在于地方势力的经济基础。 藩镇节度使常常掌控着大量的土地和财赋，进而使地方权力膨胀。 在唐代，尤其是安史之乱之后，许多节度使控制了本地的土地和财政资源，拥有强大的经济支持。 然而在明清时期，地方财政的控制权始终牢牢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 清朝的财政管理制度尤为严格，地方的财政收入大部分需要上缴中央，只有少部分资金可供地方支配。 即便是地方督抚，其所能支配的财政资金也极为有限。 清初，督抚如果未经上级批准擅自调动资金，甚至会受到严厉惩处。 督抚因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无法像唐朝的藩镇节度使那样形成割据势力。 唐朝的节度使往往具备自己的私军。 而在明清时期，地方的军事力量虽然由督抚掌控，但其实际调动权力受到严格限制。 清朝建立初期，中央通过对军队的严格控制。 清政府采用了强有力的军事制度，实行兵员统调，并且在每一省设立了专门的军务管理机构。 此外，唐代的节度使常常在地方享有几乎等同于地方王的权力。 而在明清时期，督抚的职责虽然包括了地方的军政管理，但其始终隶属于中央政府。 督抚的权力并非源于地方的自主授权，而是由中央任命和监督的。 在明清两朝，督抚在行政上并不会积累过多的权力。 唐朝的藩镇多位于边远地区，这些地区的隔离性较强。 相较之下，明清时期的各省行政区划更加紧凑，督抚所在的地方大多接壤中央地区。 在唐代，节度使作为军事职务被设立。 然而，随着唐朝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节度使的职权逐渐扩展。 节度使不再仅仅是军事领导，而是逐步拥有了管理地方行政、经济和军事的完全控制权。 在许多地区，节度使甚至拥有自己的地方税收、土地管理和民政事务。 节度使成为了地方的实际统治者。 节度使所掌握的军队，尤其是所谓的“牙兵”，往往是当地富豪的子弟，且装备精良，忠诚于节度使本身。 地方豪强与节度使的军队形成了一个紧密的联盟。 然而，清朝的总督和巡抚虽然官职高权重，但他们的军权并非完全属于个人。 在军队管理方面，清朝设有八旗军和绿营军两大军事力量，且这些军队的管理和调动都存在严密的监督机制。 总督和巡抚只能在中央授权的范围内调动地方的绿营军，而八旗军在地方上的实际控制力较弱。 八旗军虽然人数不及绿营军，但其地位特殊，始终由中央直接管理，甚至有独立的经济体系和军事资源。 清朝规定，八旗军的内政、经济、教育等事务完全由中央管辖，地方长官包括总督不能干预。 总督只有调动绿营军的权限。 这样一来，清朝中央始终能有效避免地方武力的过度集中。 事实上，总督和巡抚在地方上的许多决策都需经过中央的批准，特别是在涉及重大军事行动和战略决策时。 即便总督拥有调动绿营军的权力，但这一权力的行使受到诸多限制。 督抚虽是地方最高官员，但他们并没有独立的行政机构，地方的具体政务常常由布政使、按察使等职务来处理，而这些官员通常由中央任命。 同时，督抚的任期较短，通常为二至三年。 唐代将全国划分为十道，这些区域的选择考虑到了自然屏障。 像陇右道控制着河西走廊和西域，剑南道则占据着险峻的蜀道使得地方政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抗外来侵袭。 然而，元朝由于帝国幅员辽阔，元朝采取了将不同的地理区域合并为一个行省的方式，山川与行政区划不再严格一致。 尤其是清朝，四川的汉中地区被划归陕西省，四川南部的地理优势也被削弱，云贵高原与四川的联系被切断。 同时，岭南地区被分割为广东、广西两个省，文化上相近的地区也被分开管理。 此外，江苏省的苏南与苏北在文化和习俗上存在明显差异，但由于长江的自然隔离，它们被统一管理。 参考文献：[1]朱向东.跌宕人生:清朝第二任两江总督麻勒吉[J].江苏地方志,2022(1):68-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