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附属中学担任数学老师，教室里坐着一位17岁的女同学，她望着讲台上的杨振宁老师发呆，她莫名喜欢上了这位有气质，才华横溢的老师。 1957年12月，斯德哥尔摩的冬夜被诺贝尔颁奖晚宴的灯光照亮。会场中，一位身着无袖旗袍的东方女子引人注目，她优雅地挽着瑞典国王的手臂翩翩起舞。这位女子就是杜致礼，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人科学家杨振宁的妻子。 而就在十三年前，这对璧人还只是西南联大附中的一对普通师生。当时22岁的杨振宁刚刚获得西南联大物理学硕士学位，在等待赴美深造的手续期间，暂时在附中担任数学老师。17岁的杜致礼作为杜聿明将军的千金，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在艺术和文学方面都有不俗的造诣。 ＂杨老师讲课时总是充满激情，＂杜致礼多年后回忆道，＂他讲解数学问题时的专注神情让人不由自主地被吸引。＂然而，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这段师生之情还未来得及萌芽，命运就已经将他们推向了不同的方向。 1945年夏天，杨振宁踏上了前往美国深造的旅程。彼时的美国与中国没有直达航班，他不得不辗转经过加尔各答，再转乘运兵船才到达彼岸。而那个坐在教室里的女学生，也被抛在了记忆的角落。 战争结束后，杜致礼的人生也迎来了转折。1946年，她考入北京辅仁大学中文系。次年，她原本计划和父亲一起出国，父亲去看病，她去留学。然而命运弄人，临行前杜聿明将军被蒋介石扣留，无法出境。杜致礼只好和弟弟杜致仁先行前往异国他乡。 在宋美龄的安排下，杜致礼进入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卫斯理安学院，主修英国文学。然而，1948年淮海战役后，父亲被俘的消息传来，她一夜之间失去了经济来源，不得不转学至纽约的圣文森学院，生活变得困难起来。 与此同时，杨振宁的学术道路却一帆风顺。他师从原子反应堆之父恩利克·费米教授，周围都是世界顶尖的物理学家。1949年，他来到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与已退休但仍坚持工作的爱因斯坦成为同事。 命运的齿轮在1949年圣诞假期悄然转动。那天，杨振宁和同事卢廷格来到普林斯顿一家名为＂茶园＂的中餐厅用餐。就在这个偶然的时刻，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杜致礼正好也在那里。 ＂杨老师，您还记得我吗？＂在普林斯顿阴郁的冬日天空下，杜致礼明媚的笑容让杨振宁瞬间回到了五年前的西南联大教室。 ＂记得，当然记得。＂杨振宁的手心不自觉地冒出汗来。眼前的女孩已经褪去了学生时代的稚嫩，五官出落得亭亭玉立，穿着及膝的大衣，身型修长。 这次重逢后，杨振宁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当研究所合约期满，奥本海默邀请他留下长期工作时，他毫不犹豫地签下了五年合约。表面上看，这是为了学术发展，但真正的原因却是：＂我正在同杜致礼小姐谈恋爱，她正在纽约读书，我从普林斯顿乘车，到她那里只消一个钟头。＂ 1951年，杨振宁和杜致礼的第一个孩子杨光诺降生，为这对新婚夫妇带来了无限喜悦。杨光诺的名字寓意着他们之间爱情的光明与诺言。家庭的开始并没有减缓杨振宁在物理学领域的研究热情，反而因为有了坚强的后盾，他的事业更加蒸蒸日上。 在这段婚姻中，杜致礼并非只是一位全职主妇。她一边照顾家庭，一边在大学里教授中文，保持着自己的职业发展。每当杨振宁需要出差时，她有时陪同前往，有时则守候在家中。1953年夏天，布鲁克海文来了许多访问学者，杜致礼烘焙各种中式美食款待他们，在学术与生活之间取得了完美的平衡。 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共同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华人科学家在国际舞台上的重大突破。杜致礼陪同丈夫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颁奖典礼，当杨振宁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证书与奖牌时，杜致礼激动不已。当晚的宴会上，她身着无袖旗袍与瑞典国王共舞，风韵别致的东方美人成为全场焦点。 杜致礼对杨振宁的支持不仅限于公开场合的光彩照人，更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有一次，他们的儿子发生车祸住院，杜致礼怕影响丈夫的工作，竟然没有告诉杨振宁，独自承担了照顾孩子的压力。 1961年，杜致礼又生下一儿一女，他们的小女儿取名＂又礼＂，寓意是上天送来的又一份礼物。此时，杨振宁一家已经在美国安顿下来，常常在林中长时间散步，周末则开车去纽约长岛游玩，探索大都市的各个角落。 尽管远在异国他乡，杨振宁和杜致礼从未忘记自己的祖国。1970年，日本首次侵占钓鱼岛，杜致礼对此深感愤怒，她鼓励丈夫利用＂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这个身份为国家发声。杨振宁毅然前往美国参议院听证会抗议，与陈省身一起被誉为＂保钓运动的精神导师＂。在当时中美尚未建交，美国国内迫害华裔科学家的环境下，这份勇气实属难得。 1971年，杨振宁终于带着妻儿回到祖国。总理专门安排宴请杜聿明夫妇和杨振宁夫妇。席间，杨振宁生分地称呼杜聿明为＂杜先生＂，总理亲切地打断他说：＂要叫岳父呀！＂这一幕既温馨又感人，也标志着杜致礼与父母分别24年后终于团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