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50岁的竺可桢，向36岁的陈允敏求婚被拒，竺可桢非常不甘心，准备来硬的。数日后，竺可桢约陈允敏一起去爬峨眉山，在峨眉山千佛顶，竺可桢大着胆子强吻了陈允敏，没想到，两人竟然一吻定情。 竺可桢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依然坚持记录天气，他用颤抖的笔写下：“晴转多云，东风一至二级。”这位中国近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奠基人，一生中写下了厚厚的几十本日记，每天记录物候和天气，五十三年来未曾间断。除了1935年以前的部分因战乱遗失，从1936年1月1日起直至去世前一天，他共记录了38年零37天，留下800万余字的日记。 竺可桢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小商人家庭，自幼勤奋好学。刚入学时，他便在床头贴上写有“醒来即起”的字条，以此勉励自己。1910年，二十岁的他获得庚款留学资格，远赴美国求学。在美求学八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并拒绝了多所美国高校的邀请，选择回到祖国投身科学事业。 回国后，他全身心投入气象研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气象研究所，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测候站。1930年，气象研究所绘制出东亚天气图，并开始发布天气和台风预报，使中国人终于能够自主开展天气预报，收回了这一领域的主导权。 1936年，浙江大学校长一职空缺，竺可桢收到邀请。面对动荡的时局，他曾犹豫是否应当接任。妻子张侠魂曾提及，他认为当前政局混乱，书生气的人不易胜任校长一职，而她则劝说：“正因为教育环境不好，才更需要合适的人出来推动改进。”经过深思熟虑，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己接受邀请是出于“振兴浙江省文化教育事业”的考虑。 1939年9月，时年50岁的竺可桢正在四川乐山进行考察。亲友们见他丧偶独身，热心地为他介绍了陈允敏女士。陈允敏是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西滢的妹妹，今年36岁，尚未婚配。初次见面，竺可桢就对端庄秀丽、才华出众的陈允敏产生了好感。但考虑到自己已年过半百、又带着几个孩子，对方是否能接受，竺可桢心里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竺可桢此前的人生可谓波澜壮阔。他早年留学美国归来，与出身名门的张侠魂结为连理。夫妻二人十分恩爱，婚后育有五个可爱的孩子，家庭幸福美满。抗战期间，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随学校内迁。张侠魂毅然决定带着孩子们与他共赴艰难困苦。 一路颠沛流离，张侠魂吃苦耐劳，与大家同住草屋泥墙，食不果腹也无怨无悔。然而命运弄人，1938年，远在桂林考察的竺可桢先是得知幼子竺衡夭折的消息，继而妻子张侠魂也因痢疾医治无效撒手人寰。丧妻失子之痛，竺可桢陷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 再次谈及竺可桢与陈允敏的相识经过。9月15日那天，竺可桢邀请陈允敏等几人一道去爬峨眉山。他有意放慢脚步，借以多些时间与陈允敏相处交谈。9月17日，一行人登上了峨眉山最高处千佛顶。在这里，竺可桢抽到了一支上上签，内心无比激动和雀跃，像是得到了上天的指引。在兴奋之中，他突然转身，轻轻吻了陈允敏。陈允敏虽略显羞涩，却并未拒绝。就是这意外的一吻，让两颗孤独已久的心灵终于相依相偎，携手开启了人生新的篇章。 竺可桢性格温和谦逊，但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在日记中，他曾提到，楚人性情热烈，而江浙人更为理性，他显然将自己归入后者。尽管他对自己的学术生涯并不满意，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完成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篇论文被历史学家谭其骧评价为“文功力之深，分量之重，应属于世界名著之林”，充分体现了其深厚的学术造诣。 1936年4月，他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在此期间，他着力推进改革，聘请国内外学者，确立“求是”校训，推行教授治校和民主办学。他注重通才教育，强调思想自由，推动科学研究，同时关心学生，经常发表演讲，鼓励他们追求学术理想，因而深受师生敬重。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带领浙江大学四次西迁，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在贵州湄潭落脚，确保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不断延续。 在他的努力下，浙江大学迅速发展，影响力大幅提升，被誉为“东方剑桥”。尽管这一时期浙江大学取得了显著成就，但竺可桢本人并未将其视为人生的巅峰。他曾多次表达希望回归气象研究的愿望，但因各种原因未能成行。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投身国家建设，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主持多个科学研究机构的创建。他推动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研究机构，并组织开展沙荒治理、冰川研究、海洋调查等科学工作。 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兼任生物学地学部主任。随着国家科技规划的推进，他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特别是全国自然区划和自然资源考察。他提出并推动“了解自然、开发自然”的综合考察工作，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先行者之一。 1958年3月，竺可桢正式提交入党申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