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侯的用人之道（下）#资治通鉴 #历史故事 #中国历史 #以古鉴今#原创作品 今天的我们很清楚，儒家思想在社会教化方面的过人之处是不言而喻的，但其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儒家思想习惯于用“善恶”去解释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回避现实中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阶级矛盾。阶级社会里，权贵们可以轻易地通过合法途径，把物质财富和社会资源集中到少数精英手中，使得社会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然而，这时候的权贵们往往会以慈善家的身份，给陷入困境的平民百姓施以小恩小惠，按照儒家的逻辑，这是莫大的善举。这样一来，就以某个阔人个体的“善行”，掩盖了整个社会底层逻辑中，根深蒂固的“恶行”。因此，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把儒家提倡的“仁义道德”，概括为两个字——“吃人”。 儒家思想竭力维护固有的社会秩序，限制人才在社会阶层间的自由流动。既得利益者通过对国家行政权力、社会意识形态施加影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主张贵贱有别，贫富有别，嫡庶有别，官民有别，男女有别，长幼有别，师生有别，内外有别，……所有的人一出生就会获得一个身份标签，人人按照既定的身份行事，这就叫安分守己，否则就是离经叛道。长此以往，使得整个社会体系丧失了新陈代谢的功能，变得腐朽僵化，毫无生机，极少数人生来就是人上人，而绝大部分人再努力也不会实现阶层跨越。特别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不仅仅在思想界结束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更可惜的是与意识形态无关的自然科学技术，都被视为末技而遭遗弃。比如墨家的一些科学研究成果就被扼杀在萌芽阶段。造成的恶果是：千年以来，年轻人研修的学业局限于儒家经典，漠视对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学科的钻研，使得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中华民族逐步落后于西方，最终上演了被动挨打的百年屈辱史。 儒家思想把“仁义道德”的原则用于国际关系，无视在国际竞争中强者为尊，实力说话的现实，往往无法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利说过：“没有建立在自己力量上的权利，不管其具有多么强大的威望，也终将是脆弱而不可靠的。”无数的事实不断证明，比之于儒家思想“协和万邦”的理念，马基雅维利的观点更贴近现实。别的不用说，就看看当下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中利益各方的表现，足以说明一切。特别是自称是文明灯塔的美国一方，用讹诈、恐吓、欺骗、抢夺、暗杀、造谣等各种下三滥的手段，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在他们的胡萝卜加大棒面前，儒家的套路根本就派不上用场，正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当然，两千年前政治动荡、风云际会的战国时期也一样。 那么为什么魏文侯要选定儒家思想作为魏国的治国方略呢？可能是这样做符合当时社会的政治正确吧！因为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周礼，容易被当时各国的贵族阶层所接受。再说作为当时的政治家魏文侯，也很难对未来几百年的发展做出判断。 历史的事实证明，魏国在重用儒家大佬之后，逐渐排挤了主张变法的吴起和商鞅，把变法图强的机会拱手送给了秦国。虽然在魏文侯的治理下，魏国一度是战国初期的强国，但最终还是未能逃脱被秦国灭亡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