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18岁的女歌星李香兰作为“日满亲善”代表首次回日本，对祖国日本憧憬已久、激动万分的她刚要踏上国土时，听到官员凶狠地斥骂：“你还是日本人吗？一等国民却穿着下等人的衣服，羞耻！”
她原本活跃在中国早期的电影银幕上，曾为人们带来诸多经典角色，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位看似中国电影界的天使，实际上是一个日本人。1946年，二战结束后，李香兰被中国军事法庭审判，罪名是“身为中国人，却协助日本拍摄侮辱中国的电影”，她最终被判处死刑。然而，在死刑执行的前三周，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李香兰会讲流利的北京话，且她的日本身份被证实后，她被无罪释放。
1937年，她与父亲参加晚宴时，结识了川岛芳子和她的男友山家亨。正是山家亨的牵线搭桥，让李香兰得以步入电影圈。她加入了由日本人控制的“满洲电影协会”，该公司意图拍摄宣传“中日亲善”的电影，目的是为日本的侵略行为作掩饰。
李香兰的形象被包装成“奉天市长的爱女”，她被塑造成一个身世显赫、曾就读于日本学校、在北京长大的“淑女”。在日本关东军的安排下，李香兰成为了他们的“糖衣炮弹”，以看似无害的方式软化中国人民的抵抗情绪，甚至一度成为上海滩“七大歌后”之一，享有盛名。
在一次北平的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年轻记者质问她：“李香兰，你不是中国人吗？为什么演出《支那之夜》和《白兰之歌》这些侮辱中国的电影？你中国人的自豪感到哪里去了？”面对这个严厉的提问，李香兰诚恳地道歉，并表示自己当时年轻不懂事，现在非常后悔，且承诺以后不再参与类似的作品。她的这番话引起了在场人的掌声。李香兰回忆道：“实际上那时他们已经知道我是日本人，只是希望我能谢罪。”
一九三八年的秋天，东京港码头上人声鼎沸。作为＂日满亲善＂代表团成员，十八岁的李香兰终于踏上了这片魂牵梦萦的土地。这是她第一次以＂李香兰＂的身份返回日本，内心满是对故土的向往与期待。然而，等待她的并非想象中的温暖接待，而是一位日本官员严厉的叱责。这位官员看到她身着中式旗袍，立即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你还是日本人吗？一等国民却穿着下等人的衣服，羞耻！”
这突如其来的羞辱让这位年轻的歌星措手不及。此时的李香兰，在中国文艺界已经小有名气，她的歌声让无数观众为之倾倒。然而在日本官员眼中，她的中国式打扮却成了一种＂耻辱＂的象征。事实上，作为一个在中国出生长大的日本人，她对日本的认知更多来自于父辈的描述和想象。
李香兰原名山口淑子，出身于一个历史悠久的日本汉学世家。这个家族与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世代研习中国典籍，对中国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有着深刻的理解。她的父亲山口文雄年轻时就来到中国求学，后来选择在中国定居。一九二零年，李香兰出生在辽宁省抚顺市，之后随家人迁居沈阳。在这片土地上，她度过了童年和少女时代。
童年时期，她就经常听父亲讲述日本的风土人情，这让她对祖国产生了深深的向往。一九三八年的东亚局势正处于剧烈动荡之中，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在这样的背景下，李香兰作为＂日满亲善＂代表回国，本应该是一件备受重视的事情。然而，她却因为表象上的＂不够日本＂而受到责难。
1934年，李香兰来到北平（今北京），暂住在劈柴胡同潘毓桂公馆。当时，华北的局势紧张，殷汝耕、潘毓桂等汉奸正在策划“华北自治”，而平津地区的日军也在进行军事演习，制造外交摩擦。整个华北陷入危机之中，民族危机的阴影笼罩着这个地区。
李香兰误被平翊教会女子学校的学生们误认为是中国人，拉去参加了一场抗日学生聚会。会议的主题是“如果日寇侵略北平，你该如何应对？”同学们的回答几乎一致：男生参战，女生负责护理伤员。当轮到李香兰时，她犹豫片刻，最终坚定地说：“我会站在北平城墙上！”
这一回答令在场的爱国学生们先是愣住，随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多年后，李香兰在自传中回忆起当时的心情：“我只能这么说，双方的子弹都能打到我，我可能会第一个死去。我本能地觉得，这或许是我最好的出路。”
在日本演出期间，李香兰穿着中式服装演唱中国歌曲时，台下时不时传来谩骂声。在电车上，乘客们注视着她的穿着，冲她吐口水并骂道：“呸，中国人！”这让李香兰深感震惊。她在自己的回忆录《满映的木偶李香兰》中写道，感叹日本人对亚洲其他民族的优越感与不平等：“真是一个令人厌恶的民族。”
她并非有意伤害中国人民，也不愿看见自己的母国陷入如此困境。经过深思熟虑后，李香兰做出了决定：不再继续为日本做政治宣传。1944年秋，她向“满洲电影公司”递交了辞呈，决定不再参与任何宣传“日满亲善”的电影。
1978年，李香兰回到曾经留下青春足迹的北京、上海、哈尔滨和长春等地。同年8月，她含泪看着中日两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实况转播。1992年，李香兰从参议院退休，丈夫去世后，她选择独居。期间，她继续担任“亚洲女性基金”的副理事长，希望能够促使日本政府为战争受害者和当年的“慰安妇”道歉并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