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拟定开国上将名单里，原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建安名列前位，而最后下来的55名上将名单里，王建安的名字竟然没有在上面。
王建安的一生过得非常简朴，他从未追求奢华，死后也希望按自己的愿望安葬。他生前曾嘱咐家人：“我死后，不需要追悼会，不需要花圈，更不必将我安葬在八宝山。只愿将我的骨灰撒向故乡的田野，滋养那片我深爱的土地。”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将军去世后，他的夫人牛玉清严格按照丈夫的遗愿，向组织传达了这一要求，并建议按照王建安的意愿办理后事。最终，他们决定办一场简朴的葬礼，没有隆重的追悼会，也没有人送花圈，甚至王建安生前的挚友也没有前来吊唁。
王建安于1908年10月12日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他曾给地主打短工，并偷偷学会了写字，还能背诵三字经。1924年，王建安离开家乡，来到武汉，加入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部队。两年后，他回到黄安，加入了农民协会和赤卫队。1927年8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同年11月参与了黄麻起义，率先登上了黄安西北城墙的云梯，展现了他过人的胆略和坚定的革命信仰。
1928年，王建安在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担任班长，开始参与鄂豫边苏区的创建斗争。1930年4月，他被任命为红一军一师三团的排长、连长，并参与了杨家寨、杨平口、花园、四姑墩、新洲等战斗，以及鄂豫皖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战斗。
1955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授予军衔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当授衔名单宣读完毕时，很多军内人士发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细节：在这份载入史册的55名开国上将名单中，竟然少了一个原本呼声很高的名字——王建安。作为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王建安，在最初拟定的开国上将名单中是名列前位的，这样的结果着实让人感到费解。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作为志愿军第9兵团的最高指挥官，他指挥部队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在上甘岭战役中表现突出。在他的统帅下，第9兵团与美军展开了激烈的阵地争夺战，最终取得了重大胜利。
战后，王建安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在东北军区的军事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从军衔评定的资历要求，还是从个人的战功贡献来看，他都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的标准。特别是考虑到他在志愿军中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且在战争中表现出色，按理说应该在这批开国上将的名单之中。
这场意外缺席的背后，源于一次重要军事会议上的突发事件。在这次会议中，针对某个军事议题，与会人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争论的热度上升时，王建安一时冲动，做出了拍案而起的举动。
在军队这样等级森严、讲求纪律的环境中，对长官的尊重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王建安在会议上的失态表现，很快就传到了军队最高领导层。最终，领导在审阅名单时作出了明确批示：考虑到此人表现出的骄傲自满情绪，建议授予中将军衔为宜。
1943年，王建安被任命为鲁中军区司令员。1944年，他带领六个团的兵力成功消灭了山东伪军吴化本部，解除了山东人民被日伪占领的阴影。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山东和华中两大军区合并组成了华东野战军。王建安接到命令，准备前往前线指挥作战。然而，在出发途中，司机驾驶过快，发生了翻车事故，王建安受了重伤。尽管如此，他在医院草草治疗后，依然坚持前往指挥部，在床上忍痛指挥作战。
1948年7月，豫东战役胜利后，毛主席等人商讨如何攻打济南，并决定让王建安前往西柏坡面谈。带着豫东战役胜利的喜悦，王建安匆匆赶到西柏坡。见到毛主席后，他紧紧握住了主席的手，激动地说道：“主席！您好！”毛主席被他的热情所震惊，愣了一会儿笑着说：“建安同志，这次请你回来，是让你回老家完成一项重要任务。”
毛主席补充道：“建安同志，中央军委决定先解放济南。为了执行这个任务，你不去华北一兵团，而是回山东，去山东兵团。许世友担任司令员，你去担任副司令员，怎么样？”王建安明白毛主席的用意，他立刻表态：“您放心，我保证一切听从许世友同志的安排。”
晚年的王建安依然保持严于律己、清廉为公的作风。他从不回避直言批评，常常毫不避讳地指出他人问题。甚至在上级面前，他也敢提出不同的意见。尽管这种作风让他的某些人际关系显得有些紧张，但中央高度评价他光明磊落、坚定信念，认为他是一位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
1978年7月，王建安到某部视察时，面对丰盛的午餐，他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领导们劝他说：“这是大家的心意，首长难得来一趟，我们以后不再这样做了。”王建安严肃地回应：“心意我领了，但不为例不行，应该改为‘现不为例’！”他强调自己的原则，拒绝接受形式主义的安排。
在一次去某师视察时，几位军领导坚持陪同，尽管王建安已劝他们不必如此。他面带愠色地说：“你们是人家的顶头上司，往人家面前坐，难道人家还敢讲真话吗？这还叫我了解实情？”他说完，便毅然钻进吉普车离开了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