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2团副团长王近山未经请示就伏击日军。战后他带着缴获的香烟找旅长陈赓请罪，避重就轻地说自己未经请示就抽了日军大佐才能抽的烟。
1937年，一支日军辎重部队出现在了公路上。这些日军显然毫无戒备，事先没有侦察，就这么大摇大摆地开进了七亘村。他们有说有笑，仿佛是在郊游，哪里知道死神已经向他们招手。 就在日军走到村口时，一声炮响打破了宁静。紧接着，枪声四起，炮声隆隆，地雷爆炸的轰鸣响彻山谷。伏击开始了！日军毫无防备，顿时乱作一团，铁桶密密麻麻倒了一片。 王近山和战士们从隐蔽部位跳出，和幸存的日军展开白刃格斗。王近山砍瓜切菜般收割着日军的人头，疯狂的战意使他如虎添翼。战士们也个个奋勇当先，和鬼子拼个你死我活。 伏击战的胜利消息很快传到了陈赓旅长那里。陈赓闻讯大喜，急忙去找刘伯承师长汇报战果。刚到刘伯承驻地，却看到王近山正拎着一口袋战利品，站在师长面前诚惶诚恐的样子。 原来，王近山在战斗结束后，挑选了一批最好的缴获物品，特意来向陈赓旅长请罪。这其中就有一批日军军官专用的高级香烟。王近山嬉皮笑脸地对陈赓说:＂报告旅长，我们这次缴获了不少好东西，我就先拿了这些日本鬼子的香烟抽着。您别生气啊，我这不是提前庆祝胜利嘛！＂ 1949年10月至12月，王近山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同时兼任第十二军军长及政治委员，负责重庆市的军管工作。在这段时间内，他不仅有效地整顿了军队纪律，还积极参与了地方治安的维护，为新中国在西南地区的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0年，王近山被任命为川东军区司令员，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政大学川东分校校长。这一时期，他不仅致力于提升部队的战斗力，还注重军事人才的培养，推动了军事教育的发展。其领导下的川东分校，成为培养优秀军事指挥官的重要基地，为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1年，随着朝鲜战争的全面爆发，王近山再次展现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参与了关键的第五次战役和上甘岭战役。在这些战役中，王近山以其敏锐的战略眼光和果断的决策能力，指挥部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显著的战果。尤其是在上甘岭战役中，他的指挥使得志愿军在面对美军强大的火力和兵力优势时，依然能够顽强抵抗，最终取得了战略性的胜利。这场战役不仅极大地振奋了志愿军的士气，也在国际上展示了中国军队的坚韧与勇敢。由于在战斗中的卓越表现，王近山两次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独立自由勋章，成为中朝友谊的象征之一。 1952年秋冬，朝鲜战争进入了关键阶段。美国四星上将范弗里特指挥的“联合国军”第八集团军发动了强大的“金化攻势”，试图通过大规模的炮火和兵力压制，夺取战略要地上甘岭高地。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王近山迅速作出反应，命令李德生领导的第十二军两个师四个团紧急返回前线，并配属秦基伟指挥，增调一个喀秋莎炮团，全力坚守无名高地。在连续43天的激烈战斗中，尽管敌军投入了超过6万兵力，使用了数十万发炮弹和大量炸弹，志愿军仍然顽强抵抗，最终以联合国军2.5万余人的重大损失告终。这场战役不仅展现了王近山卓越的指挥才能，也彰显了志愿军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成为中国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之一。上甘岭战役的胜利不仅在国内树立了王近山的军事威望，也在国际上震惊了世界，进一步巩固了中朝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 1953年，战争结束后，王近山回国，继续在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他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随后又升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以及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和军区顾问。在这些岗位上，王近山不仅参与了新中国的军事建设，还在公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维护了国内的社会稳定。他的多重身份和职责，使他在军政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为新中国的和平建设贡献了力量。 然而，王近山的晚年并非一帆风顺。尽管在军事和政务方面取得了诸多成就，但他也面临着身体健康的挑战。长期的高强度工作和战争岁月的创伤，使得他的身体状况逐渐恶化。1978年5月10日，王近山因病在南京逝世，享年53岁。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位优秀将领的陨落，也让人们对其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贡献有了更深刻的反思与缅怀。 王近山的一生，是中国现代军事史上的重要篇章。他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和指挥才能，体现了中国军人的不屈精神和战略智慧。在上甘岭战役中，他的果断决策和卓越指挥，不仅挫败了敌军的进攻计划，也为中国军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战略优势。这场战役的胜利，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重要里程碑，也为后来的军事理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