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底，时任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的戴季英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信中对

1951年底，时任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的戴季英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信中对当时河南省委的主要领导进行了攻击，还说自己大材小用了，要求得到党中央的重用，想当中央委员、河南省委书记。 戴季英，1906年出生于湖北红安的一个富裕家庭。他自幼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在武汉启黄中学和武汉省立第一中学就读期间，积极接触并吸收进步思想，逐渐成为武汉三镇学生运动的重要领导者。1927年2月，戴季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之中。然而，蒋介石实施白色恐怖，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面对国民党的血腥镇压，戴季英并未选择退缩，而是参与组织了黄麻起义。 1931年，中共鄂豫皖省委成立，戴季英成为省委委员，并协助沈泽民开展军事工作。鄂豫皖根据地经过反“围剿”的失败后，戴季英带领第74师坚守根据地，展开游击战，并成功组建了红25军。1933年，戴季英升任红25军政委，并兼任鄂东北游击总司令，成为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他的指挥下，红25军逐步壮大，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尽管取得了不少战果，戴季英也犯下了一些错误，特别是在坚持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方面，疯狂进行肃反，导致部队内部分裂。随着长征的开始，戴季英与吴焕先率领红25军继续前行，最终到达陕北。不幸的是，吴焕先在长征途中壮烈牺牲。红25军调整了领导班子，戴季英担任参谋长。然而，戴季英再次犯下错误，进行肃反，并将陕北红军领导人刘志丹和高岗关押，幸得中共中央及时介入，才阻止了这次错误。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戴季英加入新四军，担任第四支队副司令员。随着高敬亭的牺牲，戴季英与徐海东搭档，成为新第四支队的重要领导。抗日战争后期，戴季英与王树声等人组成了河南军区，成功击退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为解放战争打下了基础。 在解放战争中，戴季英与李先念、王树声等率领部队进行战略转移，最终实现了中原突围，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此后，戴季英被任命为中共河南省委第二副书记，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 然而。1951年底，戴季英写信给党中央，直言向毛主席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这封信的内容直白、毫不掩饰，其核心是他对自己在河南省委的职务感到不满，认为自己“被大材小用了”，并且强烈要求能够得到党中央的重用。他希望自己能够晋升为中央委员，甚至能够担任更高的职位——河南省委书记。信中，戴季英对当时河南省委的主要领导进行了批评，甚至有些攻击性言辞，认为现有的领导班子无法胜任更大责任，特别是在他眼里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来承担这些更重要的职责。 在信中，戴季英不仅仅是提出了自己对现状的反思，还将自己的需求与党内的更高职位直接挂钩。他认为自己的能力和经验完全能够胜任这些更高级的职务，而党内的其他领导干部，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干部，无法理解他作为革命老将所积累的经验和资历。更令他不满的是，尽管自己在过去的革命中曾立下赫赫战功，党组织却没有给予他应有的重用。 戴季英的信被送到了毛主席手中，这封信的内容让毛主席大为震怒。毛主席深知，这样的信件不仅仅是一封普通的个人请求，而是一种挑战党的组织纪律和干部晋升原则的行为。毛主席毫不犹豫地作出了批示：“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 毛主席的批示中，清晰地传达了他对戴季英的态度。在他看来，治国理政不仅是对国家的治理，更是对干部队伍的严密管理。对于戴季英这种自负、强硬且缺乏组织纪律感的干部，毛主席认为不能有任何容忍和妥协。毛主席深知，在党和国家刚刚成立的这个关键时刻，任何疏漏和不规范的行为都可能影响到党的稳定和长远发展。对于那些抱有个人主义倾向、过于自负而无视党内纪律的干部，必须要坚决处理。 1952年2月12日，戴季英正式被开除党籍与公职。这一决定，毫无疑问是党的组织进行的一次彻底的清理。戴季英作为一位革命老将，原本被寄予厚望，但他自负的态度与缺乏党性原则的行为，使得他最终失去了党组织的信任。 戴季英的落马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党组织在建设初期对干部队伍进行整顿和规范的重要标志。这一事件对党的组织原则和干部管理起到了警示作用，也表明了党在关键时期对党性原则和纪律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