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山东胶县一名死刑犯即将被枪决，但他一直喊冤，“杀头饭”也不吃，监督行刑的长官决定重审，结果发现事情不简单 …… 1955年7月的一天，胶县的刑场上人头攒动，一场处决即将进行。罪犯安乐三被押上刑场时，却忽然嚎啕大哭，声嘶力竭地喊冤。他望见人群中的舅舅，跪地求告：＂舅啊，我死得冤枉啊！你一定要让我儿子去北京给我申冤啊！＂ 安顺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父亲是一位普通的农民，生活拮据，家中并没有多少积蓄。自小，安顺便随父亲一起劳作，种菜、卖菜，艰难度日。年幼的他，便已开始为生计奔波，尽管困苦，但一家人依然尽力维持着基本的生存。 然而，随着日军的侵占，安顺被捕，沦为伪装兵，随日本军队作战。虽然在战场上，他不得不做出许多违心的事情，但内心始终未能完全迷失。随着战争的接近尾声，日军即将投降。安顺由于对战后局势的不确定性以及反抗的风险过大，决定改变立场，回到老家，开始担任村里的保长一职。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在此期间做出过于残酷的行为，唯一的恶行就是向当地村民征收税款，并向日本占领方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战后，安顺由于怕受到清算，迅速离开了老家，迁往了青岛。在这个新地方，他继续过着以卖菜为生的艰难日子，试图尽量避免与过去的历史扯上太多关系，然而，过去的阴影却始终挥之不去。 1949年，新中国成立，社会发生了剧变。安顺意识到自己必须洗心革面，开始踏实工作，努力融入新社会。他从事了烧砖、晒大粪、拉车等一系列辛苦的体力劳动，尽管这些工作艰难且劳累，但他通过努力勉强有了足够的食物和生活来源。然而，好景不长，1954年，他因卷入一场反霸运动而被村民举报。 安顺被指控涉嫌指使族弟殴打安乐贵的妻子，致使其在反抗过程中流产并因大出血不治身亡。此外，他还被指控控命令族弟毒打许氏，导致老人因惊吓过度而中风，最终不幸去世。 随后，安顺被捕，并最终以这些罪名被判死刑。然而，安顺始终坚决否认与命案的直接关联。 监刑的刘明智对这类场面见怪不怪，但听闻安乐三至死不肯认罪，连＂杀头饭＂也不吃一口，不禁心生疑窦:难道这其中当真有什么冤情？ 带着这个疑问，刘明智找到主持临时法庭的庭长王洪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两人商议后一致认为，案件疑点重重，有必要暂缓执行死刑，重新调查审理此案。他们及时叫停了行刑，着手调阅卷宗、分析案情。 王洪海在查阅卷宗时发现，此案在诸多细节处存在疑点:如审讯中屡屡出现诱供、逼供的痕迹，许多关键性证据查证不实，证人证言前后矛盾，缺乏确凿的物证支撑等等。种种迹象表明，案件极有可能经不起推敲。 两人当即决定:由县公安、检察、法院三家抽调精干力量，成立联合专案组，深入案发地重新勘查调研，务必查个水落石出。专案组很快组建，浩浩荡荡开进了赵家岭村。 不料，专案组的到来在村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就在他们刚刚安顿下来的当口，就遭到了以检举人为首的村民们的围堵。他们情绪激动，振振有词，要求严惩安乐三，并扬言说安乐三如被纵容，后患无穷。 刘明智心中警铃大作。村民们的反应未免太过激烈，难道他们害怕真相大白于天下？种种迹象更加坚定了专案组查明真相的信心。 专案组决定兵分两路，从原告许氏和安乐贵妻子两条人命案同时入手调查。找到许氏的儿媳安二嫂询问情况，安二嫂却出人意料地表示，安乐福的母亲许氏其实是难产去世，与安乐三并无干系。她之前在口供上按手印，完全是受人胁迫，并不知情。 另一路调查安乐贵妻子之死时，专案组遇到了阻力。死者家属害怕打击报复，对专案组避而不见。经过反复做工作，他们才吐露实情:原来妻子是被小叔子安乐常调戏，反抗中摔倒流产、失血过多身亡，与安乐三无关。 受害人家属的证言，如一道惊雷，击碎了原判决的基础。专案组进而查实，所谓绑票拉牛等罪名，也都是捕风捉影，证据不足。唯一找到实据的，只有安乐三趁当保长时敲诈勒索的恶行。 一个月后，县法院再次开庭，经过严格审理作出新的判决:撤销原判，改判安乐三罪责相对较轻的敲诈勒索罪，免于死刑，予以教育释放。沉冤昭雪的安乐三泪洒法庭，对刘明智感激涕零，表示从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这一案件的审理过程，成为了整个胶县乃至山东省的法律案例。法律工作者们在这起案件中看到了司法公正的可贵，同时也认识到司法审判中可能存在的严重问题。许多法学院将此案件作为教学案例，提醒学生们在执法时必须做到公正无私，严谨查证，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刘明智因这起案件的处理而声名鹊起，他树立了一个正直、无私、公正的形象，成为了无数法律工作者心中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