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张爱玲流亡到美国后，最想见的人，是素味平生的胡适先生。1954年10月25日

当张爱玲流亡到美国后，最想见的人，是素味平生的胡适先生。 1954年10月25日，平生几乎从不主动联系人的张爱玲，终于忐忑地发出了第一封信，表达了仰慕和愿意亲近之情。1955年11月上旬的一个下午，在纽约一栋白色港式公寓房子内，她携着一位名叫炎樱的闺蜜，终于见到了她终生的偶像，身着长袍子的胡适之先生。她后来文章中说，她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感觉笼罩在一种浓厚的时空交叠感之中。 胡、张二人，都是很早的成名人物。他们过去在大陆时，并非不知道对方，也不是没有机会见面，但彼此似乎都无此念头。晚年在域外，却惺惺相惜起来，很大程度也是因为，当渔阳鼙鼓的劫难过后，他们的关系更近了一层，成为在异国相怜的同志难友。 胡适很早就知道张爱玲这位顶呱呱文坛后辈的存在。在《胡适日记》中，1955年大年初二，在张爱玲来访的前夕，胡适还曾非常仔细地阅读一本题为《秧歌》的新书，叹为观止，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张爱玲。在当天的日记里，他真诚地写道，“我读了这本小说，觉得很好！后来又读了一遍！更觉得作者确已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所出版的中国小说中，这本小说可算是最好的了”。 他们二人，一个对政治始终切切于心，一个冷淡到几乎不问世事，表面上毫无共同之处，但在社会理念上，他们确都是自由主义者，对俄化都坚决不认同，他们实是同一营垒之人，同属被自己的祖国放逐之人。 他们这次交往，也是有患难真情在里面的。张爱玲非常感伤偶像的境遇，而胡适作为长辈，对于这位才华横溢的弱女子，那种爱莫能助的痛惜之情，在他的日记中，也是溢于言表的。 张爱玲是那么一个人情冷漠、目空余子之人，一贯离群索居，终其一生都极少有主动拜访人的记录，她此次“降下身段”，突然去探望胡适，是有点莫名其妙的吧。二人之间，当时可能存在求助者与可能救助者的关联。 对于1955年11月上旬那个下午，张爱玲的突然来访，胡适自己，也是有点错愕的。他在日记中，流露出来的困惑，也是想不出做为晚辈的张爱玲，素无往来，突如其来，到底有何用意。而关于这些接触，张爱玲有长篇回忆文章，可是她自己也没有说明白，或者故意隐约其辞。 其实，从现有材料推断，她大概是有上门求助的意思的。只是她生性孤傲清高，从来不懂求人，待人处事厌恶功利，又丝毫不擅社交辞令，即便后来知道他们有世交的家庭背景，结果始终还是难以启齿。她唯一的一次开口，是1956年3月，两次写信给胡适，请求为她的写作基金申请做担保人，其余没有再有求援。她似乎至死都要把自尊放在第一位。 我们所知道的，那段前后时光，张爱玲非常困顿，日子几乎已经无法支撑下去了。那时，她初到美国，找不到工作，想靠写作技能维生又屡屡碰壁，日子是非常煎熬的。以她的交际和认识，她当时所能想到的最合适的求助对象，大概就是曾经的文化界领袖、驻美大使、门生故旧遍布华人圈的胡适先生了。 可是她可能也并不清楚，当时的胡适，也处在最困顿的时候。那时的他，远走美国，独立谋生。可是，他并没什么积蓄，在异国他乡，那时主要靠演讲、稿费维持生计，请不起佣人，要自己买菜做饭，其实连生活费的支出都捉襟见肘，实际也无法给予对方什么实质上的帮助。 这次会面13年后，张爱玲曾写了长篇文章，对二人在纽约也是在世间的最后一面作了著名的描写。 张爱玲写道:“他（指胡适）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她回忆故旧，几乎从未如此深情。 1966年，她终于有机会，完成胡适的嘱托，翻译《海上花列传》。这时她才猛然警觉自己实际上是把胡适当作一种传统，甚至可能是一位祥和的父亲来倚靠的，“难抑悲凉的是，如今这个传统真的不在了，......早几年.....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的,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那时，胡适已经去世四年了。“恣乐追凉日暮，箫鼓月明人去，犹有清歌迢逓，声在芰荷深处”，一切只剩下追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