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毛主席正在听取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然而听着听着，突然怒斥道：“停停停！你这是在汇报些什么东西？” 1965年6月26日，一场工作汇报在北京紫禁城内展开。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正恭敬地向毛主席汇报着全国医疗卫生工作的进展情况。报告开始时，一切如常，钱信忠详细介绍了医疗队伍建设、医院数量增长和各项医疗指标的提高。 然而，就在汇报进行到一半时，毛主席的眉头越皱越紧，脸色也逐渐沉了下来。终于，他忍不住打断了钱信忠：＂停停停！你这是在汇报些什么东西？＂ 会议室里顿时鸦雀无声，钱信忠站在原地，一时不知如何作答。他从来没见过毛主席如此生气的样子。 ＂卫生部是干什么吃的？你会不会办事？全国人口85%都是农民，你们不把重心放在这些农民身上，跑去服务城市大老爷？＂毛主席语气严厉，声音中充满了对现状的不满。 钱信忠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汇报完全忽视了农村医疗问题。细数数据，当时全国已培养了140多万名医疗卫生专业人员，但其中80%集中在城市，而农村仅有10%左右。农村使用的医疗经费也只占总额的25%。这样严重失衡的状况，怎能不引起毛主席的愤怒？ ＂信忠，我们都是从农村过来的，我们的初心就是让农民过上好的生活。＂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没有医生，没有药。依我看，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干脆改名叫城市卫生部算了。＂ 这番话让在场的卫生部工作人员羞愧难当。钱信忠面对质疑，诚实地承认了困境：＂工作重心是应该转到农村去，但广大医生都不愿深入农村。农村待遇差，西药现在也贵得很，一个村子养不起一个城市的大医生呀！＂ 随后他又补充道：＂西药贵，中药便宜，很多农村家庭都承担不起西药的价格。虽然早已开始大力提倡中西医团结互助，但许多人还是不敢轻易接受中医。＂ 听到这里，毛主席陷入沉思。他想起了自己的革命历程，想起了井冈山时期、长征路上，多少同志因为缺医少药而失去生命。如今新中国成立已有十多年，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这与革命初心相去甚远。 对于钱信忠来说，这次质询也让他回想起自己的革命道路。1911年出生于江苏宝山县的他，曾在上海大医院工作，生活安稳富足。但在1932年，他毅然放弃了优渥条件，加入红军成为一名军医。多年来，他参与过血吸虫病的防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深受邓小平等领导的赏识。 可是，眼前的质问让他意识到，自己和卫生部的工作重心确实出了问题。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基数庞大，医疗需求迫切，却被长期忽视。 面对毛主席的严厉批评，钱信忠和卫生部陷入了深思。如何解决农村医疗短缺问题？直接从城市抽调医生下乡看似简单，却难以实行。城市医生不了解农村情况，难以适应乡村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无法长期留在农村，只能提供短暂的医疗服务。 在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中，钱信忠想起了30年代陈志潜创立的＂定县模式＂。当时，陈志潜按照村、乡、区三级建立了保健员、保健所、保健院的医疗体系，曾在全国多地推广。然而，这种模式最终失败了，主要原因有二：城市来的医生无法在农村长期留守；价格昂贵的西药与农民的经济能力不符。 历史的启示让钱信忠有了新的思路——培养来自农村的医生。1968年，上海市江镇公社举办了一个医学速成班，专门培养既能在农村长期工作，又愿意四处奔波为村民看病的乡村医生。这个班的招生标准很明确：贫农出身，有文化，政治表现好。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根正苗红＂。 王桂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选送参加了医学速成班。1944年出生在上海市川沙县一个贫农家庭的她，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勤劳肯干，很早就成为村里的预备党员。村委会一致推荐她参加了为期四个月的医学速成班。 学习期间，王桂珍面临着巨大挑战。医学知识涉及物理、化学、生物等多门学科，对小学毕业的她来说十分困难。但她不放弃，每晚拿着手电筒刻苦学习，最终成为班上学得最好的学员。 速成班结业后，王桂珍回到村里开始行医。起初，村民们对她的能力存疑——一个只学了四个月的＂医生＂能治好病吗？很快，王桂珍用实际行动赢得了村民的信任。有一次，一位老大娘和她孙子同时肚子疼，王桂珍给他们开了不同的药。村民疑惑时，她耐心解释：＂老大娘是因为降温感冒引起的肚子疼，她孙子是吃了山上有轻微毒性的果子导致肚子疼。＂两人吃药后很快康复，村民们开始相信她的医术。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王桂珍在村里开辟了一块药田，种植了一百多种草药。她常常背着药箱到田间地头为村民看病，看完病后又脱鞋赤脚和大家一起下田劳动。因此，村民亲切地称她为＂赤脚医生＂。 1968年，王桂珍的事迹被上海《文汇报》报道，随后被《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转载，引起全国关注。毛主席看后亲笔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王桂珍由此成为＂赤脚医生第一人＂，这一称号也正式被确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