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去世后，她的秘书赵炜向中央提出了四个要求。然而，中央回应称：“即便我们同意，人民也不会同意！” 1978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邓颖超坐在办公桌前，写下了一封关于自己后事安排的信。这封信被她称为＂遗嘱＂，实则是一封写给党中央的请示信。 当时的邓颖超才71岁，身体状况尚可，依然坚持工作在重要岗位上。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写这样一封信，是因为两年前发生的一件事。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在周总理生前就曾多次表达过后事从简的愿望，但最终党中央只同意了＂不保留骨灰＂这一条要求。这让邓颖超深受触动。 秘书赵炜曾疑惑地问过邓颖超：＂为什么要这么早就写这封信？＂邓颖超的回答很坚定：＂现在写不算早，等到时候我要是写不动了，怎么让中央答应我的请求呢？＂ 四年后的1982年6月17日，邓颖超再次提笔，写下了更为完整的遗嘱。这一次的遗嘱内容更加具体，共有七条要求。 第一条是关于遗体的处理，要求解剖后火化。第二条明确提出骨灰不保留，要求撒掉。第三四条分别是不搞遗体告别和不开追悼会。 第五条要求将以上内容随逝世消息一同公布。第六条涉及住房问题，要求上交所住房屋，不搞故居和纪念。第七条则体现了她的特殊关怀。 这最后一条专门提到，不要因为她和周总理的夫妻关系，而对他们的亲属给予特殊照顾。这体现了邓颖超对周家后人的严格要求。 在写这份遗嘱时，邓颖超特意交代秘书赵炜，一定要将这封信转交给中央。这不仅是一份遗嘱，更是她给党中央的一个郑重交代。 邓颖超之所以如此看重这份遗嘱，是因为她深知周总理生前的愿望未能完全实现。她希望通过提前准备，让党中央有充分时间考虑自己的请求。 为了确保后事安排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邓颖超从1982年开始，就委托身边的工作人员组成专门小组，负责整理自己的遗物。她甚至早早就选好了身后要穿的衣服。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颖超担任了对台工作的第三任组长。这个工作对她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周恩来总理生前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祖国统一，所以邓颖超把对台工作看得极为重要。在担任对台工作组长期间，她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80年1月1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新年茶话会上，邓颖超正式宣读了《告台湾同胞书》。 为了推进两岸交流，邓颖超亲自组织相关部门到东南沿海地区调研。她带领工作组深入基层，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为制定对台政策打下坚实基础。 1981年，邓颖超推动成立了中国台胞联谊会。同年10月，邓颖超还专门接见了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芳等人。 1983年6月，邓颖超担任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在这个岗位上，她继续为推进祖国统一事业贡献力量。 然而到了1988年，邓颖超的身体状况开始出现严重问题。即便如此，她依然坚持工作，并在当年5月向宋美龄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这封信是邓颖超对台湾工作的重要实践，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祖国统一的殷切期望。 1989年，邓颖超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在这一年，她通过收听广播了解到＂安乐死＂的概念，并对此表示支持。 她随即给中央广播电台写信，表达了自己对安乐死的看法。这体现了她对生命议题的深刻思考，也反映出她不愿给他人增添负担的想法。 1991年8月1日，邓颖超不得不进行一次重大手术。在手术前，她交给秘书赵炜一封＂秘密遗嘱＂。 这份遗嘱中特别提到，如果她病危时，不要采取任何抢救措施。她认为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延长病痛，也能减轻医护人员的负担。 手术后醒来的第一件事，邓颖超就询问赵炜是否将自己的要求转达给了中央。这显示出她对后事安排的重视程度。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同志离开了人世。作为与她朝夕相处多年的秘书，赵炜肩负着向中央转达邓颖超遗愿的重任。 赵炜向中央领导提出了四个具体问题。这些问题都与邓颖超生前的要求密切相关，体现了她对后事安排的详细考虑。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追悼会。邓颖超明确表示不同意举办追悼会，这是她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态度。 第二个问题涉及遗体告别的地点选择。按照邓颖超的遗愿，她不希望进行遗体告别，这与她一贯的简朴作风一致。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工作人员是否需要守灵。这个问题的提出，体现了对实际工作安排的考虑。 第四个问题则是关于外国友人的接待问题。由于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声望，很多外国友人可能会来北京吊唁。 面对这些问题，中央的态度非常明确：＂即便我们同意，人民也不会同意。＂这句话体现了对邓颖超崇高地位的尊重。 最终，中央决定在西花厅举办邓颖超的追悼会。同时安排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采取分时段的方式进行。 对于工作人员守灵的问题，中央建议采取轮流的方式。对外国友人的接待，则由对外友好协会专门负责。 1992年7月17日，邓颖超的遗体在八宝山火化。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的十八公里路程上，站满了自发前来送别的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