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振林是“狼牙山五壮士”幸存者，他的英雄事迹影响了几代人，可是他在晚年的时候，却悲哀地说：“我影响了那么多人，可是我连儿子都管不住。”他为什么这样说呢？ 葛振林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是立下赫赫战功的革命英雄。 不过，让葛振林名声在外的还是1941年的那场战斗。 当时，日军发起对易县狼牙山的大扫荡，由于时间紧迫，数万群众和政工干部都没来得及转移，于是葛振林所属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一团七连就担负起了掩护大部队和群众转移的任务。 靠着“声东击西”的战术，七连成功地将日军的队伍分化，给大部队和群众开辟了撤退的路线。 而七连6班的5名战士则肩负起掩护断后的任务，这5名战士分别是班长马宝玉、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和身为副班长的葛振林。 为了保证主力部队有足够时间撤离，他们依托狼牙山的复杂地形，将日军大部队引到了与部队撤离路线相反的方向，并多次击退日军，直到来到了三面悬崖的山顶。 此时已是弹尽粮绝，面对日军步步紧逼，他们毫不犹豫跳下了悬崖，马宝玉、胡德林和胡福才壮烈牺牲，而葛振林和宋学义由于被挂在了树枝上得以幸存，不过宋学义受了严重的腰伤，而葛振林则伤及头部，从那以后，他出门都需要戴着帽子。 和平时期，葛振林先后在湖南省公安队和衡阳市人民武装部担任领导职务，退休后仍发挥余热，为加强学生的爱国思想教育，奔走在多所学校讲述革命故事。 可是作为父亲，葛振林却为三子葛拥宪愁眉不展，时时为自己管不好这个儿子唉声叹气。 葛拥宪的变化是从小学开始的。 那天，葛拥宪的老师给他们讲《狼牙山五壮士》的时候，自豪地对大家说：“同学们，英雄葛振林现在就在我们衡阳，他的儿子还在我们班呢。”说完，老师就微笑着望向了葛拥宪。 老师的话，让葛拥宪半信半疑，因为父亲葛振林虽然是军人，可从不提及过往，所以葛拥宪压根没想过父亲会是“狼牙山五壮士”之一，在得到母亲的确定后，葛拥宪不免为自己是英雄的儿子沾沾自喜。 不仅如此，葛拥宪还因为父亲的缘故成为了学校里的大明星，无论他走到哪里，同学们崇拜的眼神都追随着他，这让他愈发趾高气昂，迟到早退，打架斗殴成了常事。 葛振林非常生气，在对他进行批评教育的同时，还带着他挨家挨户去赔礼道歉，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却让他对父亲产生了怨恨。 1977年，经历了3年的“上山下乡”，葛拥宪得到了返城的机会。 葛拥宪认为以父亲的身份，找人给他安排个体面的工作，就是几句话的事情，然而让葛拥宪没想到的是，父亲竟一口回绝了他，并表示工作无高低贵贱，别人能干你就能干，凭什么搞特殊。 葛拥宪觉得父亲是为了自己的英雄形象才不肯去求人，所以葛拥宪对父亲的怨恨又多了几层。 最终葛拥宪被分配到衡阳柴油机厂，成了一名普通工人，这工作又累又脏，他哪里吃得了这个苦，所以他长期脱岗，和狐朋狗友们在一起吃喝玩乐。 面对葛振林的询问，葛拥宪谎称自己是在学做生意，葛振林信以为真，也就不再过问。 1994年，葛振林受邀到北京参加建军节，按要求他要佩戴解放勋章，这可是1955年授予少校军衔时获得的军章，很有纪念意义，可他翻遍了家里的角角落落，也没有找到这枚勋章。 于是葛振林叫来了葛拥宪。 葛振林之所以会怀疑葛拥宪，是因为葛拥宪好几次偷过他的钱和香烟，果然，在葛振林严厉的逼问下，葛拥宪承认是他把解放勋章拿去换了6百块钱，用来买毒品了。 这时，葛振林才知道儿子竟然成了“瘾君子”。 气愤之下，葛振林把儿子扭送到派出所。 警察考虑到葛振林是英雄，事情传出去会影响他的声誉，所以只对葛拥宪口头教育了一番，就让他回去了。 葛振林原本以为儿子会悔过自新，没想到儿子仍沉迷于毒品之中，甚至为了筹措毒资四处举债，以至于债主都找上了门。 儿子的不争气，让葛振林悲痛长叹，自己影响了几代人，竟连儿子都管不好。思来想去，葛振林决定把儿子送去戒毒，于是他只身一人来到公安局，向警察举报了葛拥宪。 这次警察对葛拥宪没有客气，由于在他身上发现了1克毒品和一次性注射针管，于是葛拥宪先是被送去强制戒毒，接着又服刑了一年半。 葛拥宪为此恨透了父亲，甚至还在父亲探望他时，对其破口大骂。 不过随着戒毒成功，葛拥宪逐渐理解了父亲的苦心，最终他不仅与父亲和解，还在改造期间，帮助警察破获了一起特大贩毒案。 2005年，88岁的葛振林因病去世。 对于父亲的离世，子女们哀痛不已，尤其是葛拥宪哭得尤其伤心。 此时的葛拥宪早已浪子回头，自食其力，想到父亲对自己的疼爱，再想到自己曾惹父亲生气，他不由痛哭不已。 不过最让他意难平的还是，当他想要好好孝敬父亲的时候，父亲却没有给他机会，子欲养而亲不待，此时的他是真真切切体会到了这种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