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17日，新中国开国中将和妻子在家中惨遭杀害，两名警卫员在面对首长呼救后选择闭门不出，周总理怒怼，这是建国来最糟糕的警卫。那么这其中究竟有什么样的隐情？为什么警卫会选择闭门不出？ 1970年，昆明军区大院的夜晚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惨剧打破了宁静。12月17日的凌晨，大院的入口处停满了车辆，四十二号楼周围灯光忽明忽暗，一群身影忙碌而又紧张地在寒风中穿梭，手电筒的光束在夜色中摇曳。 这场不寻常的集结，起因于一通急促的电话，是来自军区保卫部部长景儒林的，消息传来，令人震惊：四十二号楼中，住着的谭甫仁夫妇遭到了枪击，当场重伤，终因伤重血流不止，抢救无效而亡。 谭甫仁，一位经历过战场烽火、身经百战的开国中将，他的生命居然在和平时期，被残忍的枪口夺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位拥有如此高军衔的将领遭遇如此悲剧的事件。 事件背后的疑云重重，凶手是如何悄无声息地混入严密的军区大院，准确无误地找到谭家，并且实施凶案的？这种精准的行动暗示着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凶手很可能是来自内部，对谭夫妇极为熟悉的人。 更为讽刺的是，中央本已安排两名警卫负责谭甫仁的人身安全，但在那个夜晚，一名警卫因恐惧躲在床下，另一名则沉溺于与一位国民党军官姨太的禁忌之恋中，对谭夫妇的悲剧毫无知觉。 消息传来，周总理对此难以置信。 “现在已经是1970年了，还有这种事发生是多么严重的工作失误！”周总理愤然地咆哮，一叠厚厚的报告书砸在桌面上。在场几位官员低着头，承受着周总理的怒火和失望。 周总理批评了当时的警卫安排，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对这两位失职警卫的不满：“这两个人，真是建国以来最糟糕的警卫员！” 周总理的情绪有所缓和后，眼中闪着泪花：“要是他们再负责一点，再负责一点......甫仁就不会死了，不是吗？” 周总理在悲愤之余，毅然决定成立调查组，他指派了昆明军区的周兴和王必成分别担任组长和副组长。周兴接到任务的那一刻，心中充满了沉甸甸的责任感。 专案组首先将目光投向了与谭甫仁共居一楼的六名邻居。这些邻居中，大多数人在凌晨的案发时间深陷梦乡，唯有王里岩的妹妹王文莹，由于早起的习惯，成为了能为专案组提供线索的关键人物。她所描述的凶手轮廓——一米八左右的高大身影，在黑暗中也能准确无误地使用枪械的技巧，为专案组提供了一线光明。 这些细节指引着专案组开始对军区内的人员进行仔细筛查。调查中，他们发现军区大院的安保记录中并无陌生人进出的痕迹，四周的围墙也没有被翻越的迹象。这一系列的发现，让案件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凶手极有可能就隐藏在军区内部。 随着调查的深入，王文莹提供的特征成为了锁定嫌疑人的关键。在那个年代，身高达到一米八并且体格魁梧的人并不多见，这让专案组的目标更加明确。经过层层排查，他们的调查矛头最终指向了一名身份特殊的军区内部人员——保卫科副科长王自正。 在确定王自正为重大嫌疑对象后，专案组迅速采取行动，企图将他逮捕归案。面对即将被捕的命运，王自正选择了用枪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王自正的住所中，专案组发现了一个记载着密密麻麻名单的笔记本，这份名单上的每一个名字都代表了他的目标，而这些目标无一例外，都是军区内的高层人员。这份名单的末尾，几乎是用尽了所有的怨恨书写的一行字：“我要把他们全拉下水，死的时候带上他们！” 专案组从这些碎片化的线索中逐渐拼凑出了王自正的动机：一个深陷绝望和怨恨中的人，试图通过极端的手段，将他所认为的不公与怒火，转化为对高层的报复。在他的扭曲心理驱动下，他选择了谭甫仁夫妇作为报复的对象，意图通过他们的死亡，向整个军区，乃至更高层的权力结构发出震撼的一击。 他的计划未能完全实现，但谭甫仁夫妇的悲剧性死亡，却成了他怨恨和疯狂下的牺牲品。 专案组在细致的调查和分析后，最终揭露了这起案件的真相，同时也暴露了军区内部的安全漏洞和管理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