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徐州会战中，一名战士被子弹击中的照片。镜头下的他身穿军装，脚着草鞋，手

1938年徐州会战中，一名战士被子弹击中的照片。镜头下的他身穿军装，脚着草鞋，手持长枪，戴着头盔，为了不被敌人发现，身披杂草做了很好的掩护，但在跃起向日军冲锋时却不幸被子弹击中腹部，身体本能向后倒下。 在1938年的春季，徐州地区成为了中日战争中的一个关键战场。这一地区的战略位置，控制着连接北方与南方的津浦铁路，同时也是陇海路的交汇点。正是因为这个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徐州在战争中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 从1938年1月到5月，围绕徐州的战斗异常激烈。1月4日至5月19日，中国军队与日军在徐州及其周边地区展开了长达数月的激战。这场战役后来被称为“徐州会战”，它是继南京失陷之后的又一场大规模会战。日军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津浦路的通行无阻，并尝试通过战斗切断陇海路，以隔断中国的南北交通，削弱中国的战略调动能力。 在会战初期，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展现了顽强的抵抗力。然而，尽管中国军队英勇奋战，日军的战略包围仍逐步形成。 1938年5月14日，徐州经历了日军自占领城市以来最为惨烈的一次轰炸。那一天，从清晨6时直到下午6时，54架日军飞机轮番对徐州进行空袭，连续12小时的轰炸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人员伤亡。在这一天，日军专门针对徐州的市区，共投掷了280余枚大小不一的燃烧弹和爆炸弹。 轰炸导致徐州市区浓烟滚滚，火势蔓延迅速。特别是在大同街、六安街和卧佛寺等地区，火灾几乎将整个区域吞噬。由于当天东南风助长了火势，并且连续的警报使得救援工作无法有效进行，这一天的火灾成为徐州空袭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据统计，此次轰炸直接导致七八百名平民死伤，大约一千户家庭受灾，约三千间房屋被焚毁。 在此次轰炸中，日军还特意攻击了徐州的多个文化和教育机构。徐州中学、铜山师范学校、徐州女子中学、徐州报社以及省民教育馆都遭到了轰炸，多枚炸弹在这些地点爆炸，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此外，电灯公司、电话局、电报局以及交通银行、天成公司、花园饭店、三阳医院等民用设施也未能幸免，遭到了破坏。 在此次轰炸中，位于卧佛寺附近的贫民窟受灾尤为严重，五六百户人家遭受浩劫，许多人未能及时逃离，不是被炸弹炸死就是被大火活活烧死。日军的这一行动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 当地的法籍教士管理的天主堂也未能幸免，尽管天主堂是一个收容避难平民的场所。天主堂在轰炸中被投下了七枚炸弹，造成数十间房屋损毁，圣堂的一角被炸毁，所有的门窗玻璃也被摧毁。在这次袭击中，避难于天主堂的平民中有7人受伤，1名幼童不幸死亡。 随着夜幕降临，警报最终解除。大量未能及时离开的难民开始从郊外回流至城市，他们面对着仍在燃烧的家园，哭泣声充满了整个城市。当晚，许多市民不得不迁移到周边乡村，以躲避可能的进一步轰炸。 到了1938年5月中旬，中国指挥官面临一个艰难的决定：为了保存实力继续抗战，他们选择放弃徐州，实行战略性撤退。 1938年5月19日，当日军正式进驻徐州时，城市已沦为战场。日军不仅占领了铜山火车站，而且在城墙上进行了庆祝。 日军在城市中随意放火，大同街、中山路等地均遭受猛烈的炮火，变成了一片废墟。这些被破坏的街区曾是市民的生活和商业中心，然而战争将这一切化为乌有。 在徐州的城内，日军的残忍行径更是达到了极点。他们在一场名为“闫窝惨案”的屠杀中，仅用一小时便杀害了200多人，甚至连婴儿也未能幸免。此外，“汉王惨案”和“吕梁惨案”更是屠杀了数千人。在徐州城的每个角落，都可以找到日军暴行的痕迹，他们对居民的折磨没有任何人性可言。 日军不仅通过屠杀平民来传达他们的恐怖，还在城市的中心地点进行炫耀。例如，在徐州古黄河南岸的老牌楼“五省通衢”前，日军拍照留念，展示他们的“胜利”。这些照片后来被日本随军记者记录下来，成为了历史的见证。 尽管日军在徐州的占领看似是一次胜利，但实际上，中国军队的战略撤退已经为日后的反攻积累了力量。关于徐州的撤退，1938年5月27日的《大公报》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社论《徐州撤退之经验》，这一撤退虽然是退却，却并非败退。社论中提到，虽然徐州丢失，但这并不决定抗战的最终胜负。社论还指出，尽管战术上的顾虑导致了徐州的暂时丢失，但主力部队并未被击溃，战斗力量仍然得到保持。徐州的失守和随后的撤退，虽然痛苦，却也是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不得不做出的艰难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