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北大才女王承书扔下丈夫儿子不辞而别，丈夫张文裕翻遍北京城找不到人。1

1961年，北大才女王承书扔下丈夫儿子不辞而别，丈夫张文裕翻遍北京城找不到人。17年后，一个白发老太太站在家门口，儿子愣住了，突然冲过去抱着她嚎啕大哭。 1961年的一个寻常日子，时任三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同志，神色凝重地找到了王承书。他带来的，是一个足以改变她后半生命运的任务，负责国家最高机密的高浓铀研制。 这活儿，是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上“心脏”，技术难度大到没边儿，更要命的是，保密级别高到令人窒息。 “承书同志，”钱三强缓缓开口，每一个字都像一块石头砸在人心上，“这次任务，你可能要彻底‘消失’。不能发表论文，不能参加公开活动，不能和家人联系，甚至……不能再用王承书这个名字。”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要从一个在国际物理学界凭借“WCU方程”声名鹊起的学者，变成一个无名无姓的“影子”。 意味着她过去在气体动力学领域二十年的心血积累，可能就此尘封；更意味着，她要割舍下挚爱的丈夫张文裕，那位同样杰出的高能物理学家，和年幼的、正需要母亲陪伴的儿子。 那时的张文裕，就在隔壁书房钻研着课题，而王承书却连一个商量的眼神都不能给他。儿子稚嫩的脸庞浮现在眼前，那句“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的问话仿佛还在耳边，可她却连一句“妈妈要出一趟远门”都无法说出口。 无法想象那一刻她内心的翻江倒海。面对如此苛刻甚至可以说是残酷的要求，王承书几乎没有犹豫，只是平静地问了一句：“什么时候出发？” 三天后，她便拎着一个小小的皮箱，从北京的家中悄然离去，奔赴远在西北的秘密工厂，兰州504厂，开始了她长达十七年的“隐身”生涯。 这已经是她为了国家需要，第三次毅然决然地说出“我愿意”了。 第一次，是1956年刚回国，放弃了自己成就斐然的统计物理学，投身国内一片空白的铀同位素分离理论研究； 第二次，是1958年，再次改行，挑起了热核聚变研究室的重担。每一次“我愿意”，都意味着一次巨大的转型和牺牲，而这一次，尤为彻底。 在那片荒凉的戈壁滩上，昔日燕京大学物理系唯一的女状元，那位在国际讲坛上侃侃而谈的王承书教授，变成了一个代号模糊的“王老师”。 她脱下了曾经钟爱的旗袍与裙装，换上了和工人一样的粗布工装，一头扎进了铀浓缩的攻关中。当时，苏联专家刚撤走，留下的是一堆图纸和没人知道怎么启动的机器。 为了计算出铀浓缩的关键数据，在没有先进计算机的年代，王承书带领团队，硬是用算盘和手摇计算器，一点点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她打算盘的速度，比年轻小伙子按计算机还要麻利，演算的稿纸堆满了整整三个仓库！ 正是凭借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她和同事们奇迹般地优化了启动方案，比原计划提前了整整113天，成功分离出合格的高浓缩铀，为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粮食”！ 这位出生于上海书香门第的“二小姐”，从小就对数字敏感，凡事较真。1930年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教授曾当众嘲讽“女生学物理？笑话！”，她硬是考了第一名怼了回去。 她在美国留学时，与导师乌伦贝克共同提出的“WCU方程”轰动学界，美国曾开出天价年薪想留住她，她却说：“我的祖国在等我。” 为了回国，她甚至在海关当场撕掉了儿子的美国护照，斩断一切退路。这份骨子里的坚韧、执着与深沉的爱国情怀，支撑着她度过了那段与世隔绝、默默奉献的艰苦岁月。 “消失”的十七年里，儿子无数次问父亲：“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们了？”张文裕只能沉默。而王承书，又何尝不思念家人？但她知道，个人的离别之苦，与国家民族的安危相比，孰轻孰重。 她曾说过：“我不能等到别人来创造条件，我要亲自参加创造条件、铺平道路的行列。”她用自己的“消失”，换来了国家核盾牌的“存在”。 1977年，当64岁的王承书终于结束使命，回到北京的家门口时，开门的是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 他看着眼前这个头发花白、身形佝偻的老太太，先是错愕，几秒钟的凝滞后，积压了十七年的委屈、思念、不解与失而复得的狂喜，瞬间冲垮了理智的堤坝，他猛地扑过去，紧紧抱住母亲，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王承书的一生，正如她在病重时写给学生的信中所言：“我一生平淡无奇，只是踏踏实实地工作，至于贡献，谁又没有贡献？而且为国家做贡献，是每一个公民的职责，何况是一个党员。” 她将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祖国的科研事业。1994年，她平静离世，遵照遗嘱，将全部积蓄捐给希望工程，遗体捐献给医学院。 信息来源：澎湃新闻《觉醒于时代又隐于时代的核物理学家王承书先生》 光明报《【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巡礼】之四 王承书：核物理界的“三弄梅花”》 湖州统战《【学党史·忆侨史】(75)王承书：她被认为能获诺贝尔奖，三次“我愿意”肩负起祖国的重托》 中国科学报《“原子弹功臣”王承书：一生三次“我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