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地下党黄旭潜入警察局档案室，偷偷拿走了17份特务资料，谁知第二天就被人发现了，但特务却没有告发他！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那一年，上海的街头总有一股说不清的压抑，天是灰的，风是硬的，连人走路的脚步声都显得格外沉重，那是1949年的春天，一座城市即将迎来巨变的前夜，人心惶惶，旧秩序即将崩塌，新世界却还未完全到来，这种时候，谁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有些人，却清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黄旭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身份写在档案里，是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一名督察员，负责一些流程和稽查，职务不高不低，刚好可以接触到核心部门，却又不引人注目，可真正重要的，不是纸上写的那些，而是他背后隐藏的角色，黄旭是一名地下党员，长期潜伏在警察局内部，负责获取情报，将关键资料传送出去，这个岗位，几乎就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过日子。 上海当时的局势已经非常明朗，国民党节节败退，解放军就在城外，但越是临近崩溃，敌人就越疯狂，保密局早就制定了所谓“留守计划”，要在撤退前安插大量特务，等待时机搞破坏、行刺、制造混乱，而这些人的名单与信息，全都集中在警察局最深处的档案室里。 黄旭收到的任务，是取出那批特务骨干的资料，这不是一份普通的名单，而是整整17个潜伏小组的完整档案，每一份都写着真实姓名、代号、联络方式、活动区域，甚至包括下一步的行动安排，获取这些文件，就像拔掉一颗定时炸弹的引线，成败之间，关系着无数人的命运。 档案室不是随便能进的地方，出入需要备案，管理严密到每一份文件的编号都要登记，黄旭仔细研究了档案室的结构，也观察了管理员的作息时间，他没有一次性下手，而是分阶段布置，他先借口查阅旧案，进入其中，熟悉内部布局，确认那17份资料的准确位置，他没有马上带走，而是先记下资料的编号与摆放顺序，确认管理员的习惯之后，才开始下一步。 那一天，他跟平时一样穿着笔挺的警服，手里拿着公文包，脸上挂着淡淡的疲惫，他提前准备好一堆无关紧要的文件，混在需要查阅的材料中，进入档案室，管理员正忙于整理其他柜子，黄旭趁机将那17份牛皮纸档案迅速放入包中，动作干净利落，没有任何多余的停顿，他没有加快脚步，也没有刻意拖延，而是像往常一样离开，甚至还在门口和一位同事点了点头。 风平浪静地走出那扇门之后，黄旭知道，最难的不是行动本身，而是等待，他必须假装一切如常，不能有任何异常举动，但他也清楚，像档案室这样的地方，任何一份文件的异动都逃不过管理者的眼睛。 第二天一早，气氛就变了，警察局里不再是那种杂乱无章的忙碌，而是一种诡异的安静，黄旭感觉到周围人的视线变得不太一样，有些人似乎想说什么，却又忍住了，他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翻着文件，手指不自觉地捏紧了钢笔。 不到中午，他被叫去了档案科科长陆政的办公室，那是个老派人物，在警察局里干了十几年，几乎对每一份档案都了如指掌，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让黄旭坐下，倒了一杯茶，黄旭进门前，脑中已经转过千百种应对手段，他甚至想好了如果被揭穿，要怎么尽量把责任压在自己身上，保住组织的其他同志。 但陆政只是坐着，看着窗外，喝着茶，没有质问，也没有盘问，整个谈话过程里，没有提到任何关于那17份资料的字眼，黄旭坐在那里，背后早已出了一层冷汗，却不得不保持平静，他明白，这种时候，任何一句多余的话，都是致命的。 走出办公室的时候，他心里并不轻松，反而更紧绷了，他不确定陆政到底知不知道真相，但他明白，这场无声的对峙，已经说明了一切，接下来的几天，警察局恢复了原来的节奏，没有人再提起档案的事，陆政也没有任何动作。 直到很久以后，才有人在地下党收集的情报中提到，那个时期，像陆政这样的人并不少，他们不是共产党，也从未明确表态，但在关键时刻，他们做出了不追究、不过问的选择，或许是出于对现实的认知，或许是对旧政权的失望，又或许只是想在最后的混乱中保留一丝体面和清白。 黄旭成功将那17份档案交给组织，这批情报后来被用于清除潜伏在高校、港口、工厂内部的特务力量，为上海的顺利接管提供了极大帮助，很多人说，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行动，没有枪声，没有流血，也没有英雄式的牺牲，但对当时的地下党而言，每一次获取情报的任务，都像是在刀尖上跳舞。 黄旭没有被抓，没有暴露身份，他后来继续完成了几项更为关键的任务，直到上海完全解放，这些事情，他没有对太多人提起，只是把那些档案的编号牢牢记在脑子里，仿佛那是他亲手拆掉的17颗炸弹。 信息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隐蔽战线的英雄：黄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