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晚年贪财好利，他搞贪腐有一个特点，绝不让送钱的人吃亏，因而在

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晚年贪财好利，他搞贪腐有一个特点，绝不让送钱的人吃亏，因而在官场获得了“取之有道”的“美誉“，当时官场流行一段顺口溜：“涂宗瀛偷窃；刘秉璋抢掠；潘鼎新骗诈；惟李瀚章取之有道，”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李瀚章这个名字，相比起弟弟李鸿章，或许没那么响亮，但在晚清官场，他也绝对不是个无名之辈，这个人生得稳重，办事扎实，从地方小官干起，一步步爬到总督的位置，靠的可不是战功，而是另一种“本事”——别人打仗，他理财；别人争权，他管钱，当年曾国藩在搞湘军的时候，就是看中了李瀚章这一点，把他直接调来当了财政管家。   李瀚章做事有一套，从来不张扬，不抢风头，却每一步都稳稳当当，他不像后来的新贵，一跃而上，他的升迁是靠着年年辛苦积攒起来的政绩和关系，等到坐上两广总督的位置时，已经是老成持重、人情练达的“老油条”了，可惜，他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并不是政绩，而是那套被称为“取之有道”的贪腐本领。   清末官场不乏贪官，但能被人“夸”着说贪得有规矩的，李瀚章恐怕是少数，别的贪官收钱，像是打劫，拿完就走，谁管你事成不成，李瀚章却不同，他收钱之前，先看事合不合理、能不能办，能办的才收，不能办的一分不取，有时候甚至钱都送来了，他还退回去，告诉人家这事超出权限，办不了，这不是清廉，而是会算账，收了钱却不能办成事，反倒落人口实，何苦来哉？   他的手段，表面上看是讲规矩，实际上是更精明，在他那儿送钱的人，常常觉得“值”，比如某位候补知县送了两千两银子，李瀚章不仅帮他拿下了汉阳知县的职位，还特意为他压下了其他竞争者的申请，更妙的是，这个位置是实打实的肥缺，知县上任后，按照李瀚章的提醒，在税收上给商户留了些空间，不仅换来良好口碑，还得到了不少额外的“孝敬”，这位知县任期结束时，早已把送出去的钱翻了几倍，心里对李瀚章感激得不得了，升职后又送了五千两银子过去。   李瀚章的这一套，在官场上传得飞快，他从不乱收钱，也不空口许诺，更不会毫无分寸地索取，他知道，钱要收得顺理成章，办事更要滴水不漏，才能在风雨飘摇的政局中站稳脚跟，他的这种风格，比起那些明抢暗夺的贪官，看起来要“体面”得多。   可别以为他一开始就是这么“讲究”的，早年他刚升任四川总督，路过彭山时，竟然让县令准备灰鼠皮帐盖和燕窝礼盒，这些东西当时稀罕得很，县令实在筹不出来，急得当众落泪，最后还是拿出一笔银子才“打发”了这位新官上任的总督，那时候的李瀚章，还未总结出自己那套“取之有道”的逻辑，做派简单粗暴，和土匪无异。   随着资历的增长，他渐渐意识到，蛮干行不通，得换个方式，他开始学会拿捏分寸，既要拿到好处，又不能惹出麻烦，他甚至还制定了一套内部“标准”：不同等级的官员、不同性质的需求，对应不同的“价格”，该退就退，该收就收，从来不胡来，对下属，他讲规矩；对同僚，他讲情面；对上级，他讲孝敬。   每逢夏冬，他总会按时给京城的权贵送上“冰敬”和“炭敬”，这些可不是什么工资补贴，而是变相的“打点”，军机大臣送上万两银子，尚书少点也得八千，其余各级官员，也按职级分配几个档次，连在京里的同乡也不会落下，这种“精准施策”的方式，既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也在朝中树立了一个“守规矩”的形象。   有一次，一位盐商想垄断某地盐业，送来一万两银子，换做别的贪官，早就收下大笔银子，然后许诺各种特权，李瀚章却让人退了钱，说盐引是朝廷规定，不能随意更改，但如果只是想多拿点份额，可以走程序，补差价也不会太高，这一来，盐商反倒更加佩服，觉得这人不仅靠谱，还有底线。   而在安排人事上，李瀚章也从不乱来，有一位道台想调去广东，认为那边油水多，送了三千两银子求调职，李瀚章虽然收下了钱，但并未照办，而是建议他改任江苏，理由是离家近、方便照顾年迈母亲，还说江苏的职位其实更有价值，这样的“安排”，不仅让对方心服口服，还觉得是为自己着想，从此更加死心塌地。   这些年下来，李瀚章在官场上混得风生水起，手下人愿意为他卖命，京中大员也乐意与他往来，可他这一套，看似清明，实则精致腐败，他没有贪得明火执仗，却把腐败变成了一种“制度内的合理行为”，让人难以察觉，更容易接受。   有御史曾试图揭他的问题，说他贪腐甚重，朝廷派人调查，表面上查得热火朝天，最后却不了了之，原因无他，他的手法太干净，账目太漂亮，想找错也不容易，他留下的痕迹，往往都披着“合理合法”的外衣，甚至让人觉得他是在“办实事”。   信息来源：人民网《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