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去世后，邓妈妈独自过的第一个春节，拍摄于中南海西花厅。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77年春节，北京的冬天格外冷，西花厅里安静得只听得见风吹树叶的声音，桌上摆着几盘简单的饭菜，屋里只坐着一个人，那熟悉的家具还在，窗外的海棠树也没有变，但那个一起过了几十个春节的人，再也回不来了。 那一年，邓颖超已经失去了周恩来，一位是新中国的总理，一位是坚定的革命者，他们的关系远不只是夫妻，几十年风风雨雨，他们在动荡中结伴前行，在工作中彼此配合，可从那个冬天起，邓颖超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 两人年轻时就走上了革命道路，邓颖超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总理夫人”，而是始终把自己看作党的一员，她参与过地下工作，也做过群众宣传，她知道，自己的选择意味着什么，也清楚自己的责任，几十年来，她一直在周恩来背后默默支撑，从不争功，也不求名。 后来，周恩来承担起国家的重要事务，身边也总少不了邓颖超的帮助，虽然她很有能力，但几次被提名进入更高层级时，都因周恩来的顾虑被撤了下来，不是因为不认可她，而是担心两人同时在高位会引起不必要的猜测，面对这样的安排，邓颖超没有抱怨，她明白，在那个历史阶段，个人的情绪要为集体利益让步。 这种理解不是一时的忍让，而是多年信仰的沉淀，邓颖超从没把名位当目标，她更在乎的是党的事业能不能顺利推进，是不是能减少一些误解，是不是能多为人民做一点事。 1976年初，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传来，全国陷入巨大的悲痛，在这样的时候，邓颖超挺身而出，第一件事就是完成两人早就谈好的决定——不保留骨灰，没有纪念碑，没有骨灰盒，只有江河大地，她说过，这样做不是因为不留恋，而是他们都相信人去之后，精神应当留下，而不是形式。 很多人难以理解这样的选择，在传统观念里，亲人的骨灰代表着一种情感的寄托，是家族的象征，但邓颖超认为，真正的纪念不在身外之物，而在继续完成未竟的事业中，她把骨灰撒入祖国的大地，希望这份生命的余温还能滋养人民的未来。 那一年，唐山刚经历了地震，国家满目疮痍，邓颖超被安排从住了多年的西花厅搬出，住进一处简朴的房子，她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也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有一次，周恩来的一些老部下想来看她，她选择在车里和他们见面，怕因为自己的身份给别人带来麻烦。 那辆停在街头的车里，坐着一位刚经历丧夫之痛的老人，她瘦了许多，但说起周恩来的工作时，声音依然清晰坚定，她把他的考虑、他的做法讲给老同志们听，像是一种传承，也像是一种交代，她知道，总理虽然离开了，但他的思想还要继续传下去。 从那以后，邓颖超逐步承担起更多责任，她进入政治局，后来成为政协主席，很多人以为她是因为周恩来去世后才“被抬起来”的，其实她早就在用行动证明自己，如果说周恩来是那个时代的舵手，那么邓颖超就是默默划桨的人。 1982年，邓颖超写下了两份遗嘱，这两封信，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处处体现出她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真情，她提出自己去世后，遗体要解剖用于医学，火化后骨灰撒掉，不要举行告别仪式，也不办追悼会，她住过的房子全部交还国家，连周恩来的亲属都不许因他们的关系谋取任何便利。 她还交代了工资余额要交党费，书籍和资料要分送给青年机构和文献部门，她甚至考虑到衣物的分配，既要照顾身边工作人员，也要让亲属留个念想，每一项安排都清楚明确，没有一点含糊，更没有一丝私心。 这样的决定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有人觉得她太过严苛，也有人不理解为何要做到如此极致，但是了解她的人都知道，那是她一贯的风格——不为自己争一分私利，不为家人留一丝特权，这不是做样子，而是她一生的信仰。 事实上，邓颖超并非因为周恩来的身份才甘于“隐身”，她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素质极高的人，革命年代她参加过多个重要会议，参与过复杂的地下行动，对党的方针政策极为熟悉，她不是“总理的妻子”，而是“党的同志”，她愿意站在幕后，是因为她知道，真正重要的不是站在哪个位置，而是能为党做多少事。 很多年后，有人回顾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一生，说他们是“最干净的一对革命伴侣”，这份“干净”，不是清贫，而是一种彻底的公私分明，他们没有给后代留下财富，也没有为家庭谋福利，他们留下的，是一种精神：为人民服务，为党尽忠，为理想奉献。 信息来源：邓颖超追述与周恩来相识相爱经过——周恩来纪念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