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鲁迅花了3500大洋，在北京八道湾胡同买下一个四合院，共有32间房，面积超过500平米。为了凑够房款，鲁迅卖了绍兴的祖宅，又向银行贷款了500大洋。他把全家人都接过来，四年后，他却被二弟媳赶出家门。 鲁迅在教育部任职，还是个科长，同时在好几所学校讲课，加起来每月收入不算低。 而家里兄弟三人，大哥鲁迅，二弟周作人也在北京做事，在北大教书，但不是教育部正式职员，算临时工性质，收入没鲁迅稳定。三弟周建人没固定工作，主要靠着两位哥哥。 鲁迅辛苦攒钱，加上把老家绍兴的老宅子卖了，又他狠狠心向银行借了五百大洋，最终买下了北京八道湾胡同的一座大四合院。 这院子可不小，前后三进院落，加起来有三十二间房，占地超过五百平米。光买这院子的钱，搁现在，少说值个几千万甚至上亿。 房子拿到手，鲁迅立刻回绍兴把家人都接到了北京新家。按说鲁迅是出钱的大头，这房子主要靠他才买成的。 他对家人安排很周到，母亲和他自己明媒正娶的妻子朱安，住在中间的第二进院子。 他让二弟周作人一家和三弟周建人一家，分别住在最后面第三进院子左右两侧。 鲁迅自己呢，反而搬到了最前面第一进院子的厢房里去住。 这个安排，仔细一想，挺能反映鲁迅心里的难处。 原来妻子朱安是母亲选定的，是旧式的包办婚姻，鲁迅自己并不同意这桩婚事，实在拗不过母亲才勉强接受。 鲁迅想到她回老家也是孤零零没依靠，只好让她留在北京，在自己母亲身边，互相也算有个照应。 这份婚姻有名无实，鲁迅心里有根刺，所以到了新家，他也没想过要和朱安同住，索性自己搬到前院住。 一家人算是团聚了，三个大男人白天都要出门上班挣钱，可当家管钱成了个问题。 朱安不识字，显然管不了账。这个管家的担子，落在了二弟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田信子身上。 羽田信子这人挺有来头，她原本是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租住房子里的一个女佣，周作人被她迷住了，回国后不久就把她接来中国成了亲。 羽田信子性格挺泼辣，来了之后没闲着，还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了鲁迅的三弟周建人。这下好了，两位日本媳妇进了周家的门。 鲁迅和周作人的工资加起来一个月能有六百块大洋左右，这在当年绝对算富裕的中产之家了。 这些钱，鲁迅绝大部分都交给了羽田信子管理开销。 但刚开始可能还好，但日子一长，羽田信子心态就变了。花钱变得非常大手大脚，甚至有些刻意摆阔的意味。 她出门，非得坐当时还很稀罕的小汽车，家里用的东西，吃穿用度，通通要跑到日本人开的商店去买，价钱贵得多；盖的被子褥子，用了才一年就嚷着要换新的，旧的随手就打发给了家里的下人。 最让人说不过去的是，她明目张胆地拿周家的钱，尤其是鲁迅挣的那份工资，去补贴她在日本的娘家。 娘家一家子的开销，甚至弟弟妹妹在日本留学的花费，都从这笔家庭收入里出。 鲁迅挣的是辛苦钱，看着自己上交的钱被这样花销，心里自然不高兴。 他是个实在人，有时免不了会念叨几句，说家里开销太大了，省着点花多好。 这话传到羽田信子耳朵里，她可不乐意了，她就开始想办法挑拨鲁迅两兄弟的关系。她私下里对自己的丈夫周作人说鲁迅的坏话，编造出一些非常难听的事。 她编造说鲁迅老是偷偷溜到他们窗外听墙角，还编排出鲁迅偷看她洗澡这种事。 但没想到的是，一向温和甚至有点懦弱的周作人，竟然轻易就相信了自己妻子的话。 他不仅不相信大哥的人品，还跑去和鲁迅大吵一架，甚至动手打了起来。 随后，他竟然真给大哥写了一封断绝关系的绝交书！ 事情闹到这地步，羽田信子撕破脸皮，干脆用恶毒的日语对着鲁迅叫骂，毫不客气地逼他从自己买的四合院里出去。 鲁迅是个要脸面，更是个宁折不弯的人。 1923年8月2日，鲁迅收拾了自己简单的行李，带着他的妻子朱安，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他辛苦购置、一手建立起来的家，搬了出去住。 从此以后，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两人彻底决裂，恩断义绝。 后来周作人回八道湾看望母亲时，也从来不跟大哥鲁迅说一句话，形同陌路。 十三年后，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去世。消息传到北京，早已与大哥断绝关系的周作人，那一天没有去送大哥最后一程。 但是，后来有人发现，他那天在他讲课的地方，反复地讲解古代颜之推写的《兄弟》篇。 回首这段往事，那大院子里的变故，羽田信子的挑拨无疑是一个直接的导火索。 她肆意挥霍鲁迅血汗钱，而且她为了排除异己、巩固自身在家中地位而捏造谎言，她的存在，也使得周家的其他人，比如三弟周建人和他的日本妻子，后来也各有各的不幸遭遇。 老母亲在风烛残年，看着儿子们反目成仇，想来也是痛心的。 周作人后来在日本人占据北平时做出错误的选择，虽说主因在他自己，但家庭环境、身边人的影响，恐怕也不能说全无关联。 信息来源：陈漱渝《鲁迅史实求真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