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一小妾在无尽的绝望中，抛下两个年幼的女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可万万没想到，其小女儿在苦难中，成长为一名女英雄！ 这个小女儿就是后来的刘惜芬。在1949年解放前夕那段风声鹤唳的岁月里，厦门城里的人们认识两个刘惜芬。 一个是白天在自家小诊所里悬壶济世、为穷苦邻里送医送药白衣天使，她身上总带着一股淡淡的草药香，眼神温和笑容可亲，人们都说她有副菩萨心肠。 而另一个则是在夜幕降临后，出现在霞溪路舞厅里的陈小姐，她烫着时髦的大波浪卷发，穿着合身的旗袍，能说流利的英文，在国民党军官和达官显贵之间游刃有余，是一朵危险又迷人的交际花。 没人能把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身影联系在一起。但她们都是刘惜芬。白天，她用听诊器和银针治愈身体的创伤。 夜晚，她用微笑和舞步，在觥筹交错间，为即将到来的大军刺探着敌人的心脏。 那些军官们在酒精和奉承中吹嘘的兵力部署，都悄无声息地被她记在心里，第二天便化作一行行密报，送往地下党的联络点。这就是她为自己选择的战场。 是什么，让一个原本可以安稳行医的弱女子，甘愿走上这条刀尖上舔血的道路？ 日据时期的厦门，16岁的刘惜芬为了谋生，考入了日本人开办的博爱医院。在这里，她第一次直面了比封建家庭的冷眼更刺骨的国仇家恨。 医院里所谓的博爱，被清晰地划分为两等：日本人住着最好的病房，用着最精贵的药。而国人则被当作劣等人，连基本的医疗都得不到保障。 有一次，一名日本军医对着受伤的中国病人破口大骂，嫌弃他们脏臭。 一直沉默寡言的刘惜芬，却在那一刻猛地抬起头，迎着对方凶狠的目光，一字一顿地顶了回去：“你们日本人也臭！你爱你的日本，我爱我的中国！” 也正是从那一刻起，她开始利用护士身份的掩护，偷偷给被捕入狱的爱国志士送药，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去温暖那些为国负伤的同胞。 她对他们说：“我向你们的爱国行动致敬！”而她自己也正以自己的方式，践行着这份敬意。 这份宁折不弯的硬气，又源自何处？它深深地扎根于她那苦涩如黄连的童年。她的母亲，一个在深宅大院里受尽凌辱的小妾，最终用一根麻绳结束了所有的痛苦。 母亲的离去，没能为年幼的刘惜芬换来半分同情。她是一株被丢在墙角的小草，在冷漠和白眼中倔强地长大，过早地看透了世态炎凉。 那段寄人篱下的日子，没有磨掉她的棱角，反而让她对压迫与不公有着近乎本能的憎恶，对底层人民的苦难有着最深切的同情。 所以，当我党向她伸出双手时，她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握了上去。 对她而言，这不是一个选择，而是在被原生家庭抛弃后，重新找到了一个可以为之献出一切的家，一个可以托付生命的信仰。 1949年5月，刘惜芬正式入党。她把对旧世界的恨，对母亲的思念，全部转化成了投身革命的巨大能量。 她不知疲倦地为游击队募集药品和经费，甚至说服家人捐出了金银首饰。在组织的安排下，她毅然放弃了转移去香港避险的机会，选择留在最危险的地方。 然而，黎明前总是最黑暗的。1949年9月19日，由于叛徒的出卖，特务的黑手砸开了诊所的大门。 在阴森的牢狱里，敌人用尽了所有惨无人道的酷刑，烧红的烙铁、扎入指缝的竹签、浸过油的鞭子……他们以为能轻易摧毁这个女子的意志。 可他们错了。刘惜芬的身体被折磨得千疮百孔，但她的精神坚如磐石。她一次次从冷水中被泼醒，她的眼里只有对敌人的蔑视。 她没有透露半个字，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厦门的地下党组织筑起了一道最坚固的屏障。 在牢房里她从不因伤痛而呻吟，反而微笑着安慰身边的难友：别怕，听，我军的炮声越来越近了，天就快亮了。 1949年10月16日深夜，厦门解放的炮声已经响彻云霄。在鸿山脚下的刑场上，刘惜芬和她的17位战友坦然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她望向炮声传来的方向，脸上带着微笑，仿佛已经看到了那面即将升起的五星红旗。 信息来源：中国军网-从护士到地下党，她高呼“我爱我的中国”、刘惜芬：对党的事业忠诚而热情的女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