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国学大师季羡林，得知妻子彭德华要来北京时，转头就将大床换成了单人床，还放出狠话：“我就是死和不和她睡在一起！”30年后，彭德华去世后，季羡林甚至拒绝四万元丧葬费，气得儿子和他断交了整整十三年！ 1964年，北京。季羡林坐在自己的书房里，翻阅着一篇刚刚送来的梵文论文，眼神却游离不定。 书桌上那部电话突然响起，他皱了皱眉，接起——是山东济南打来的，老友托人带来一句话：“彭德华要来北京看你。” 电话一放下，季羡林便怔住了。他沉默良久，忽然起身，走到卧室，命人将原本摆放的大床撤走，换成了一张硬梆梆的单人床。 他甚至面无表情地嘀咕了一句：“我就是死，也不和她睡在一起！” 这句话很快在校园中传开，成为不少北大人私下议论的谈资。 有人为他辩护，说这位国学大师不近女色，是学术的苦行僧；也有人不解，质疑一个讲究“仁义礼智”的国学巨擘，怎会对结发妻子如此冷淡？ 可若要追溯这一切，还得回到三十多年前。 1929年，19岁的季羡林从山东清平县考入济南齐鲁大学。 那时的他家境普通，父亲是个私塾先生，母亲早年去世。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跳出农门，靠读书改变命运。 而就在那个时候，家里做主为他定下了婚事——女孩名叫彭德华，是邻村的姑娘，没读过几天书，性格沉静，是个典型的传统农村妇女。 婚后不久，季羡林便赴北平求学，而后又于1935年远赴德国留学，一走就是十年。 彼时中国战火纷飞，他在异国他乡潜心研究梵文与佛教经典，而彭德华则带着刚出生的儿子季承，在济南一间简陋的屋子里熬过了最动荡的年月。 日本人打到济南，街头巷尾是断壁残垣；她靠着给人缝缝补补、洗衣做饭，把儿子一口一口地拉扯大。有时孩子发烧，她自己背着走几条街找药；家中没米下锅，她就自己去捡菜叶熬粥。 可这些苦难，季羡林在德国一点也没感受到。他偶尔收到她从中国辗转寄来的信，大多写些家中琐事，语句笨拙，没有丝毫诗意。季羡林偶尔翻一翻，便又将信压在厚厚的书堆下。 他们的婚姻，就像两条平行线，一条在战火纷飞的济南，一条在秩序井然的哥廷根大学。除了血缘带来的联系，几乎没有情感的交集。 1946年，战后不久，季羡林携满腹学问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成为中国梵文学和吐火罗语研究的开山鼻祖。 回国初见发妻那一日，是在北京前门火车站。 十年未见，彼此早已生疏。彭德华拉着一个大包袱，身上的粗布衣已经洗得发白。她看着面前这个一身西装、戴着眼镜的丈夫，有些不知如何开口，只是呐呐地说：“我带着孩子来了。” 季羡林点点头：“好。” 便没了下文。 他们搬进北大分配的宿舍，生活依旧维持着夫妻的名义。但两人几乎没有共同语言。 季羡林白天忙于教学和研究，回家后也常常独自读书写作，不愿被打扰；而彭德华只会做饭洗衣，偶尔尝试找丈夫说话，总被敷衍了事。 渐渐地，她也学会了沉默。 他们像两个室友，同住一个屋檐下，却过着各自的生活。儿子季承后来回忆：“我从小很少看到父母一起说笑，连吃饭都是轮流来。父亲吃完饭回书房，母亲才端着碗出来。” 这样的婚姻，是一种互不干扰的“冷战式共处”。 进入上世纪60年代，季羡林的学术地位日益显赫，成为北大最重要的教授之一。他的名字出现在各种学术刊物上，也频频被邀请到全国讲学。 他的稿费收入相当可观，工资也不低——在当时来说，已是中产中的佼佼者。 可就在这个时候，妻子彭德华却悄然生病，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她默默忍着病痛，也不敢向丈夫多说一句。直到1974年，她在北京去世。 人走了，本以为这段无声婚姻终于可以落幕，哪知季羡林却做出了更令人震惊的决定——他拒绝拿出四万元丧葬费为妻子操办后事，连最基本的体面安葬都不肯承担。 “我没那么多钱。”这是季羡林冷冷地说过的一句话。 四万元，在当年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但对于一个北大教授来说，并非拿不出。而且这位“文化泰斗”每年稿费颇丰，远远超过工薪阶层的平均收入。可他偏偏不愿掏这一笔钱。 儿子季承悲愤难当，质问父亲：“她是你名义上的妻子，是我母亲！你就一点都不顾情分吗？” 季羡林不作解释，也不道歉。 最终，父子俩断绝关系，整整十三年未曾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