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6月，香港中环中国粮油公司门前每天上午11点都会出现一个固定npc：这个穿着西装的日本中年男子会站在门口高声喊“毛主席万岁”，然后转身离开。[看] 这个自称“藤井猛”的男子经营着东京丸一商事香港分店，表面上做渔业贸易，但他的中文太流利，对中国内部事务也过于熟悉，经过调查，他的真实身份是朝枝繁春，前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曾任大本营作战参谋。 朝枝繁春1945年被苏军俘虏，在西伯利亚劳改营关押四年，1949年获释回国后改名藤井猛，1952年来到香港开设贸易公司，他选择每天高呼口号的方式，就是想引起中方注意。 中方决定主动接触他，一天上午，一位处长走出门口对他说：“进来谈谈吧。”朝枝繁春没有表现出惊讶，显然早有准备，两人谈的不是政治，而是生意。 当时中国渤海湾正在发展对虾养殖，产量大但缺乏出口渠道，朝枝繁春立即表示愿意包销，并承诺给出比市场价高10%的价格，他当天就发电报联系日本大洋渔业公司，很快敲定合作协议。 首批1000吨对虾经香港转运到日本，在东京筑地市场大受欢迎，这些体长超过20厘米的大虾品质远超日本本地产品，批发价达到每公斤80日元，比预期高出30%。 成功的对虾贸易打开了中日农产品交流的大门，朝枝繁春陆续从中国进口天津板栗、广东香蕉、山东花生等特色农产品，同时将北海道海带、九州香菇、冲绳红糖等日本特产销往中国。 到1956年，东京丸一商事年贸易额达到120万英镑，相当于香港政府当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这个数字让日本商界震动，多家大型商社开始效仿进入对华贸易。 朝枝繁春的影响力逐渐扩大，1957年他协助日本参议员辻政信访华，促成其与周恩来总理会面，周总理在会谈中特意询问朝枝繁春的生意情况，对他在中日交流中的作用表示认可。 战时的侵华参谋摇身一变成为贸易先锋，用商业合作替代了军事对抗，但朝枝繁春深知政治规则，在冷战格局下巧妙周旋，既避免了战犯追责，又找到了新的生存之道。 他准确把握了两国需求，中国急需外汇收入打破西方封锁，日本需要稳定的食品供应渠道，朝枝繁春成为这种互补需求的连接者，创造了双赢局面。 东京丸一商事的模式很快被复制推广，三菱、三井、伊藤忠等日本大商社纷纷在香港设立办事处，通过民间渠道开展对华贸易，中国也逐步放开港澳转口贸易政策，为后续的经济开放积累经验。 1972年中日正式建交后，朝枝繁春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但东京丸一商事继续发展，专门经营农副产品贸易，1996年被丰田通商并购时，已成为年营业额超过50亿日元的大型商社。 朝枝繁春本人在1997年接受朝日电视台采访时，首次公开承认曾奉命销毁731部队相关档案，他说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天皇承担战争责任”，这个迟来的坦白为他复杂的人生经历画上句号。 从战争参谋到贸易商人，朝枝繁春的转变反映了战后日本精英阶层的生存策略，他们利用专业技能和人脉关系，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寻找机会，重新确立自己的价值。 这个案例也说明了民间贸易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在官方外交受阻的情况下，商业合作往往能够打破僵局，为双边关系发展开辟新路径。 朝枝繁春每天高呼口号的行为看似荒唐，实际上是精心设计的策略，他深知中方会调查他的背景，也预料到会被主动接触，这种看似冒险的做法，是他基于对政治形势的准确判断。 1954年到1972年的18年间，中日民间贸易从零起步发展到年贸易额数亿美元，朝枝繁春开创的香港转口模式为这种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用商业逻辑化解了政治对立，证明了务实合作的价值。 当年在中粮门口高呼口号的日本人，最终成为中日经济交流的重要推动者，这种身份转换虽然充满争议，但在客观上促进了两国关系的改善，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朝枝繁春去世于2003年，享年89岁，他留下的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商业帝国，更是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珍贵记录，那些看似疯狂的举动背后，隐藏着对时局的深刻洞察和对未来的准确预判。 信源：中日外交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