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工作时间永远不超过 8 个小时，而且从来不加夜班，只要一下班，钱学森就会交代秘书：电话放在你那，没天大的急事，不要让我接电话。 1955 年深秋，钱学森刚搬进中科院力学所的办公室，就对着秘书张可文放下话：“每天下午五点，我的公文包必须合上。” 那时研究所的灯常常亮到后半夜，年轻的科研人员抱着图纸睡在长椅上，唯独他的办公室准时熄灯，窗玻璃映着对面家属楼的暖黄灯光 —— 蒋英正在厨房煎牛排，那是他从美国带回的习惯，晚餐要配着古典乐吃。 他的公文包是 1935 年留学时买的，棕色皮革磨出了包浆，却总被打理得干干净净。里面的文件夹按 “火箭发动机”“气动布局” 分类，蓝色钢笔标注的灵感笔记旁，还粘着孩子画的小飞机。 有次年轻助手深夜打电话想请教问题，张可文按规矩回绝：“钱先生说，睡前思考比熬夜加班更有效。” 后来助手才知道，钱学森凌晨三点在笔记本上画下的草图，恰好解决了他卡壳的难题。 回国后这套习惯没变，他用三种颜色标注文件：红色圈出的疑问，第二天一早就组织讨论；绿色写的结论，立刻转化为具体方案；蓝色的灵感碎片，会贴在办公室的 “灵感墙” 上，每周五下午集中梳理。 1960 年研制导弹时，团队要手工绘制 40 吨图纸，钱学森却要求 “每张图必须有三个签名：绘制者、审核者、使用者”，硬是比原计划提前五年完成，靠的就是这套 “零返工” 流程。 傍晚五点的钟声一响，他准会合上公文包。家属楼的厨房里，蒋英的钢琴声和炒菜声总能合上拍。女儿钱永真记得，父亲从不在饭桌上谈工作，却会教她用筷子比划火箭的飞行轨迹。 饭后他会窝在沙发里看《航空知识》，手指在页边空白处写写画画，偶尔抬头听蒋英唱《黄河大合唱》，跟着打拍子时，眼里的光比实验室的探照灯还亮。 有次周总理深夜召见，张可文只好拨通家里电话。钱学森接起时，正帮儿子修理自行车链条，手上还沾着机油。 “总理，图纸我们明天一早送过去，现在团队需要休息。” 他语气平静，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坚持。后来周总理笑着对人说：“学森这是懂科学，会休息的人才会工作。” 他的办公室墙上贴着张纸条：“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简单的事情流程化。” 这是他从美国带回的工作哲学，却比任何口号都管用。 1970 年 “东方红一号” 卫星发射前，有人建议通宵守在发射场，钱学森却让大家轮流休息：“保持清醒，比硬撑着更重要。” 结果卫星成功入轨时，他正坐在指挥大厅里，喝着保温杯里的茶，像往常一样，下午五点准时起身活动筋骨。 晚年有人问他保持高效的秘诀，他指着书架上的《工程控制论》：“就像控制导弹轨迹，工作也要有闭环，该停的时候必须停。” 那只旧公文包后来捐给了博物馆，里面的笔记本翻开着，某页用蓝色钢笔写着：“晚上十点必须睡觉，明天才有精神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