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82年北京，原本谈笑风生的邓小平突然沉下脸来，声音严肃地说：他的任命不受年龄限制。 （参考资料：2023-10-04 青年报——青春告白祖国｜无名无利无悔 有情有义有祖国） 而邓公所说的人便是钱伟长，提起他，许多人脑海里会浮现出一个标签——近代力学奠基人，但这远不足以概括他的一生。 2010年“感动中国”给他的颁奖词说得极为精辟：“从义理到物理，从固体到流体，顺逆交替，委屈不曲，荣辱数变，老而弥坚，这就是他人生的完美力学，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意有祖国。” 这番话，没有半点虚饰，钱伟长的人生，就是一场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紧绑定的，跌宕起伏的实践。 故事的起点，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一声炮响，把当时还在清华历史系埋头故纸堆的钱伟长，直接震到了物理系门口，他后来回忆说，学历史救不了国，他要转学物理，去造飞机大炮。 这个看似冲动的决定，背后是一个19岁青年最朴素的报国之心，从那时起，他的个人选择，便始终跟着一个坐标走，这个坐标的名字，叫“祖国需要”。 在清华物理系深造后，钱伟长远赴海外，师从世界级大师冯·卡门，在航空航天领域崭露头角，他与导师共同奠定了“钱伟长方程”，还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关于奇异摄动理论的论文。 可以说，只要钱伟长愿意，一条通往世界顶尖科学殿堂的金光大道，已经铺在了脚下。 可就在事业如日中天时，1946年，他做了一个谁都想不到的决定：回国，面对导师冯·卡门的极力挽留和美国的优厚待遇，他只用一句“我是中国人，我要回去”便回绝了一切。 这种选择在今天看来或许难以理解，但在钱伟长的逻辑里，却简单至极——祖国需要我，我就回去，没什么可商量的。 回国后的钱伟长，一头扎进了中国几乎空白的力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中，他与钱学森等人一同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在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力学专业，还亲自主持力学师资培养班，为国家“生产”出一批宝贵的人才。 然而，人生这门力学，从不只有顺境的拉力，更有逆境的压力，1957年，钱伟长因发表《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一文，提出理工合校、重视基础学科等今天看来极具远见的观点，却给自己换来了一顶“右派”的帽子。 钱伟长被剥夺了教职，下放劳动，谁知，即便在这样的境遇里，他也没闲着，既然不让搞理论，他就转向应用，偷偷研究起了高能电池和穿甲力学，甚至在没有计算机的年代，靠手算推导出了上万个三角级数求和公式。 直到1983年，一纸特殊的任命状送到了钱伟长手上，邓小平亲自批示，任命71岁的钱伟长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批示上特意注明“他的任命不受年龄限制”，这位被雪藏了二十多年的老人，终于迎来了人生事业的又一个春天。 一到任，钱伟长就提出要拆掉“四堵墙”——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教与学之间的墙、各学科之间的墙、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这在当时僵化的教育体制下，无异于一场革命。 钱伟长大刀阔斧地改革，把一个三流工学院，硬是带成了后来新上海大学的核心力量，钱伟长把后半辈子都交给了这所大学，他不是在当一个校长，而是在实践一个教育家的终极理想：为国家培养真正有用的人。 更进一步看，钱伟长的视野，早已超越了科学与教育的范畴，他作为民盟的卓越领导人，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钱伟长为保护古迹奔走呼吁，为福建马尾港的治理提出“束水攻沙”的妙计，还以77岁高龄出任贵州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组长，一干就是14年，把一个贫困地区的脱贫当成了自己的事业。 从香港、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到促进两岸交流，钱伟长始终站在国家大局的第一线，他的一生，仿佛一个能量巨大的场，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在持续不断地为这个国家发光发热。 钱伟长用98年的人生，完美诠释了什么是“力学”，这门力学，研究的不是冰冷的物体，而是滚烫的人生；遵循的不是僵化的公式，而是“国家至上”的信念。 钱伟长的一生，承受过巨大的压力，也爆发出惊人的能量，最终在无数次顺逆交替中，达到了坚不可摧的平衡，无名、无利、无悔，因为他早已把个人的荣辱，融入了“有情、有意、有祖国”的宏大坐标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