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国军将领起义后，出任解放军军长，却暗中联系蒋介石，由此被抓！聂荣臻却不知如何处理，毛主席指示：“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
1949年秋，绥远的天空灰蒙蒙的，寒风卷着黄沙，拍打在包头城外的军营帐篷上。深夜，解放军第36军军长刘万春独坐帐中，油灯昏黄，映着他紧锁的眉头。桌上一封刚写好的密信，墨迹未干，收信人是远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头子。这封信，若被发现，足以让他万劫不复。
可就在他将信折好，准备交给亲信的那一刻，帐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心跳骤然加速，他迅速将信藏进袖中，假装翻阅地图。帐帘掀开，副官低声禀报：“军长，北京急召，开整编会，明天就得动身。”刘万春点头，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翻起了惊涛骇浪——这会议，来得太蹊跷了。
刘万春，河北交河人，1900年出生，回族，字寿山，保定军校第九期的高材生。他的军旅生涯像一匹脱缰野马，1927年就因治军严谨被蒋介石赏识，30岁出头便晋升少将，1943年更坐上了国民党第35军军长的宝座。抗战中，他在绥远与日军周旋，缴获坦克山炮，战功赫赫。可到了解放战争末期，国民党大厦将倾，他驻守绥远，成了傅作义麾下的一员猛将，却也面临生死抉择。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选择起义，刘万春却心有不甘。他对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念念不忘，视之为“忠君”信条。然而，大势所趋，硬抗无异于自寻死路。在傅作义和董其武的劝说下，他带着第111军加入了绥远起义，签下和平协议，摇身一变成了解放军第36军军长。表面上，他宣誓效忠新中国，可内心深处，那份对旧主子的眷恋，像根刺扎在心头。
起义后，刘万春的日子并不好过。绥远军营里，旧部下议论纷纷，有人骂他是“叛徒”，有人暗中联络国民党，鼓动“反攻大陆”。刘万春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他曾对傅作义抱怨：“抗战八年，百姓好不容易喘口气，为何还要打？”可当蒋介石的特使徐永昌找到他，许以高官厚禄时，他又动摇了，私下承诺“隐蔽为内应，待光复之日”。
1950年初，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在台湾叫嚣“第三次世界大战”，刘万春的心思彻底活泛起来。他派亲信营长李玉浩潜赴香港，与国民党特务接头，密谋反攻计划。信中，他详细汇报了36军的部署，甚至许诺一旦时机成熟，便率部倒戈。这些动作，他自以为天衣无缝，却不知华北军区的侦察网早已将他盯得死死的。
那年11月，北京的整编会议成了收网的舞台。刘万春一身戎装，步入会场，满脑子还在盘算香港传来的消息。谁知，会议刚开始，几位荷枪实弹的卫兵便围了上来，冰冷的枪口对准了他。“刘万春，你被逮捕了！”聂荣臻元帅的声音掷地有声，桌上摆满了密信、口供和电报记录，铁证如山。
刘万春面如死灰，试图辩解：“我只是联络旧部，没有真反！”可当聂荣臻冷冷地念出一封封密信的内容，他终于瘫坐在椅子上，低头认罪。会场外，寒风呼啸，仿佛在嘲笑他自作聪明的算计。
抓了刘万春，新的难题却摆在聂荣臻面前。按罪行，他勾结敌特，图谋叛乱，足以枪决。可他毕竟是起义将领，抗战有功，杀了他，怕寒了其他旧军官的心；不杀，又如何服众？聂荣臻思来想去，决定上报中央，请毛主席定夺。
消息传到中南海，毛主席正埋首批阅文件。听完汇报，他放下笔，沉吟良久。桌上摊开的《二十四史》中，恰有一句批注跃入眼帘：“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他提笔，在刘万春的案卷上写下这八个字，掷地有声。这不仅是对刘万春的判决，更是对新中国统战政策的定调——宽大为怀，改过自新。
刘万春免于一死，被送往战犯管理所改造。在高墙之内，他从昔日意气风发的将军，变成了日日反思的囚徒。起初，他心有不甘，觉得自己不过是“忠于旧主”。可随着改造深入，他读到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听到旧部下安稳生活的消息，才渐渐明白，蒋介石的“反攻”不过是痴人说梦，而自己的背叛，险些毁了无数人的未来。
1967年，刘万春获释。出狱时，他已年近古稀，头发花白，步履蹒跚。党组织念他悔改真诚，安排他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晚年的刘万春常对人说：“若非毛主席宽宏，我早没命了。”1993年，他病逝于北京，享年93岁，留下《绥远起义亲身经历》等回忆录，记录下那段跌宕岁月。
刘万春的故事，是新中国初年复杂局势的一个缩影。1949年至1950年间，类似刘万春的起义将领不在少数，如陈明仁、董其武等，他们大多真心归顺，获授高职。而刘万春的动摇，折射出部分旧军官在时代巨变中的彷徨。
据史料统计，绥远起义涉及8.6万余人，其中不乏心怀二意的军官，如鄂友三、张朴，均因叛乱被处决。刘万春能获宽恕，既因其抗战功绩，也因毛主席的战略远见——用宽大政策团结旧部，稳定新生政权。这一政策，不仅挽救了刘万春，也为新中国争取了更多力量，奠定了长治久安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