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晚年评价老战友陈昌浩说：昌浩同志那时年轻幼稚，属于好人犯错误，他对党和人民有过许多贡献。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战火中诞生，徐向前担起总指挥重任，年纪仅25岁的陈昌浩则成为政委，两位革命战友的合作篇章由此展开。
徐向前后来在晚年追忆这位老战友，给出了中肯的评价：昌浩同志那时年轻，阅历尚浅，属于好心办错了事，他对党和人民是做出过很多贡献的。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理解这位复杂人物的门。
那时的陈昌浩，真可谓是风华正茂，敢闯敢拼。
四方面军刚成立不久，就在宣化店意外获得了一架迷航的国民党军飞机，这便是红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列宁号”。
飞机不能光摆着看，关键时候得派上用场。
攻打黄安的战斗打响后，陈昌浩做了件让人意想不到的大事。他亲自登上这架宝贝飞机，飞到黄安城上空，往下又是扔手榴弹，又是撒宣传单。
更厉害的是，他心里也打鼓，担心飞行员耍花样，于是干脆一手握着枪，一手攥着手榴弹，直接告诉飞行员必须听指挥。
城下的敌人还以为是自家空投补给来了，欢天喜地跑出工事准备捡东西，结果等来的却是从天而降的爆炸。
这一下子把敌人炸得晕头转向，队伍乱成一锅粥。黄安独立团趁这个绝好机会猛扑上去，很快就把敌人一个营给收拾了。
几十年后，徐向前元帅想起这段经历，对陈昌浩那股子冲天的胆气依然念念不忘。
这大概算得上是红军头一回搞陆空协同作战，实实在在开了先河。
红四方面军能不断壮大，一度发展成一支拥有八万人的强大力量，固然离不开徐向前总指挥过人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但陈昌浩这位政委发挥的作用同样至关重要。
他可不是只坐在指挥部里发号施令的人。徐帅晚年的回忆里就讲过，陈昌浩经常深入到最基层，走村串户，一家一户地去宣传革命的道理，把群众组织起来。
他要求部队必须把党的政策当铁律，坚决遵守革命纪律，要懂得尊重老百姓的风俗习惯，还要讲究工作的方式方法，注意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和红色政权。
“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这副著名的对联背后，正是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在血与火中逐步建立起来的艰辛历程。
在这些红色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陈昌浩付出的努力和他的功劳，是怎么也绕不过去的重要一笔。
陈昌浩另一个为人所记的大功，是在防止红军分裂、促成三军大会师这个紧要关头上，他做出的清醒选择。
1935年9月，毛泽东主席果断决定率红一、红三军团先行北上。
四方面军的前线部队发现后，立刻打电话请示：“打不打？”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徐向前斩钉截铁地说：“无论如何不能打！”
万幸的是，当时拥有最后决定权的政委陈昌浩，完全站在了徐向前这一边。徐帅在回忆录里坦诚地写下：“陈昌浩当时很不错，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是政委，有最后拍板的权力。假如他当时脑子一热，感情用事，非要下命令打，我其实很难拦得住。
在维护部队团结、避免内耗这点上，不能不承认陈昌浩同志确实起了好作用。”
后来，四方面军南下作战失利，陈昌浩的思想很快也转过弯来。他的转变非常重要，就像树倒猢狲散，一下子就把张国焘推到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境地。
正是这种压力，有力地推动了张国焘最终接受北上的决定。
当然，后来的西征路上，陈昌浩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西路军作战期间，他身上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在部队行军路线这样重大问题上犹豫不决，耽误了宝贵的战机。这点徐帅也有提及。
不过话说回来，西路军的失败牵涉的因素太多了，环境极其恶劣，面对的困难远远超乎想象，不能把板子全打在陈昌浩一个人身上。
他和徐向前在返回延安的路上，陈昌浩因为病痛实在撑不住，不得不和徐向前分开，直到1937年8月才艰难回到陕北。
就在洛川的街头，这两位历经生死的老战友意外重逢，那份激动和喜悦可想而知。
谁也没料到，这次短暂的相聚之后，他们下一次见面竟要等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了。
在延安的日子里，陈昌浩一直在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教书育人。
1939年，他的胃溃疡病得非常厉害，实在没办法，才被批准去苏联治病，哪知这一去，竟是长达十几年的异乡漂泊。
1967年，这位曾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人物走完了一生。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对于这位红四方面军的创建元勋，评价难免有失偏颇。
徐向前元帅晚年在回忆录里，用饱含深情的笔调为他正名：“昌浩同志的一生，是积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为党和人民是干了许多有益工作的。
他是跟着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那拨人上来的，当时也搞过一些教条主义的东西，还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但这些主要还是因为那时候太年轻，经验不够，是好心办了错事。
他自己后来非常痛悔，经常作自我批评。对他的一生，党中央在悼词里做了符合实际、不偏不倚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