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大庆油田发现者谢家荣吞下一整瓶安眠药，在家中自戕，第二天，妻子吴镜侬在他身边发现了一张字条，上面短短十个字令人泪目。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一块岩石躺在松辽平原的地层深处，经历了亿万年的沉积与挤压，它也许从未想到，自己会在二十世纪中叶被一个中国人从泥土中取出，被放到放大镜下审视，然后在一份写满注释的笔记中，被标注为“油源岩”，那个人叫谢家荣，一位地质学家，曾在美国和德国留学，后来却在中国一块块荒凉的土地上寻找属于这个国家的石油未来。 当时的世界对中国地质资源的评价并不乐观，许多外国专家都认为，中国缺乏大规模海相沉积，注定不会是一个石油富国，这个观点被称为“中国贫油论”，在国内也有很多人认同，但谢家荣不信，他翻阅地质图，研究全国地层结构，提出一个当时几乎没有人支持的主张：陆地上的沉积环境，同样可以生成石油，湖泊、沼泽、水系沉积下的有机物，深埋之后也能转化为油气，这就是“陆相生油论”。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这个理论几乎没有人愿意相信，中国的石油勘探刚刚起步，绝大多数人仍旧把希望寄托在海相地层上，谢家荣不顾一切地写文章、画图、讲座，试图说服同行和政府部门，很多人觉得他太理想化，甚至有些固执，但他不为所动，继续他的野外调查。 1955年，谢家荣带着一支勘探队伍进入东北的松辽盆地，这片区域在当时并没有被当作重点勘探对象，连苏联专家也认为这里不具备产油条件，但谢家荣看中了这里的地质结构，他发现了背斜构造、渗透性良好的砂岩储层以及完整的泥岩盖层，他在笔记中写道，这里具备大型油气藏的所有基本条件。 他的这些发现最终促成了几年的持续勘探，1959年9月26日，松基三井喷出工业油流，大庆油田就此被发现，这一天，成为中国石油工业历史上的转折点，但发现油田的荣耀并没有完全归属于提出理论的谢家荣，随着大庆的开发推进，主流叙事逐渐转向另一种理论——地质力学，这套理论由李四光提出，强调构造应力与断裂在油气形成中的作用，国家宣传部门将大庆的成功归功于这套理论，谢家荣的名字逐渐从主流话语中淡出。 此时的谢家荣已经年过六十，他不是没有意识到这种“沉默”的发生，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原因包括他曾在国民政府时期担任职位，也包括他对某些官方观点的质疑，这场政治运动让他的科研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很多项目被中止，他也失去了很多原本的支持。 到了1966年，更大的风暴席卷而来，那年夏天，地质科学院的院子里，谢家荣被迫跪在地上接受批斗，有人因为他动作慢而强行按住他的头，让他磕在滚烫的水泥地上，他的头发灰白，背影佝偻，身边是曾被他指导过的年轻地质人，三天后，他在自己家客厅的小床上服药自尽，留下的字条上写着：“中国石油事业，我尽力了，” 他的死讯在单位里迅速传开，家属被要求遵守“心脏病猝死”的说法，在当时，自杀被看作“自绝于人民”，是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他的妻子吴镜侬在几天后也选择了相同的方式离世，两位老人留下的，除了几页笔记、一些仪器和手绘地图，几乎没有任何财产，骨灰盒里甚至没有骨灰，子女只能放入他用过的罗盘以示纪念。 与此同时，另一些地质学家也在经历类似命运，李璞，这位英国留学回来的同位素专家，在1968年春天于宿舍割腕自杀，他的遗书中写着：“一个人想死还是很难的，”还有稀有元素专家司幼东，也在不久之后选择同样的方式结束生命，那几年，很多在民国时期接受教育、在旧政府任职或曾留洋的知识分子，都成了被清算的对象。 谢家荣的死没有立刻引起广泛关注，他的科研成果也被尘封多年，直到1978年，另一位地质学家黄汲清写信给邓小平，指出大庆油田的发现过程需要澄清，他在信中列出了一系列关键人物、时间节点和理论依据，试图还原真相，邓小平批示“了解澄清问题”，但最终的调查报告仍旧回避了地质力学与油田发现之间的因果关系。 1991年，黄汲清在回忆录中写道，他走访了十几位参与大庆早期勘探的地质人员，最终认定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理论“毫无关系”，这个结论并没有被广泛报道，但在地质专业圈内引起了震动。 那一年，谢家荣的孙子谢渊泓已经在德国从事科研，他曾插队于陕北黄土高原，因祖父的“自杀”结论在政审中落榜，后来他母亲借钱跑到北京，托老友冒险开出“心源性猝死”的证明，才终于让他进入大学，走上科研之路。 信息来源：中国能源新闻网——能源人物丨他是发现大庆油田的大功臣——谢家荣；中国电力报——他是发现大庆油田的大功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