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蒋介石逃到台湾时，身边还带着60多万士兵，这里面绝大部分人都没结婚，而当地根本解决不了这么大的婚配需求。没想到老蒋连出三个损招，最终坑坏了这批人。
1947年5月28日，21岁的刘禄校被国民党征召入伍，那天清晨，天空下着小雨。刘禄校和妻子陈全梅以及年幼的女儿刘翠莲躲在洞里，已经三天了，然而他们还是被找到。临别时，陈全梅紧紧抱着丈夫，痛哭失声，丈夫对她来说就像天一样存在。眼看着丈夫被带走，她觉得一切都崩塌了，自己和孩子以后该怎么办？6个月大的女儿也在母亲怀里啼哭，整个家都沉浸在悲痛中。 刘禄校和陈全梅结婚不到三年，家里经济困窘，父亲身体虚弱，母亲早已去世，家中还有一个15岁的弟弟，7岁的妹妹，最小的弟弟还不到一岁。全家人靠着夫妻俩在田里辛勤劳作来维持生计，日子过得艰难。陈全梅是个贤惠的女人，总是默默付出，从不抱怨。夫妻俩每天一起工作，互相支持，即使生活困难，依然能在苦中找到一些乐趣。然而，当丈夫被征召入伍，陈全梅感觉自己的世界崩塌了。 刘禄校看着妻子哭得伤心欲绝，却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来抓他的人催促他赶紧启程，刘禄校在离开前告诉妻子：“只要我还活着有一口气，我爬也要爬回来，和你埋在一起！”他一边走，一边回头对妻子说，他一定会回来的，让她等着他。 几十年后，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许多曾是“国军”的老荣民试图找到回大陆的方式，甚至有些人希望能在大陆再娶一位妻子。时光流逝，多少年过去，刘禄校依然清楚地记得妻子那油亮乌黑的大辫子，和那双圆圆的大眼睛，他总觉得自己怎么也看不够。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走到尽头。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做出了撤退台湾的决定。这不是一个人的撤退，而是一支庞大军队的转移。根据史料记载，随蒋介石转进台湾的军队约有60余万人。然而，由于战事紧急，大量士兵是临时征召的青壮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未婚青年。 当这支以单身青年为主的军队进入台湾后，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随之浮现。六十多万青壮年男性的婚恋需求，对当时人口仅有600余万的台湾社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面对这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台湾当局最终采取了三个关键性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表面上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实际上却让数十万军人陷入了更深的困境。 第一个政策是设置婚姻年龄限制。当局以＂反攻大陆＂为由，规定普通士兵必须年满38岁才能结婚。为了安抚军中单身男性日益增长的生理需求，当局出台了第二个政策：在军营周边设立特殊的＂军中乐园＂。这种做法实际上助长了不良风气，许多军人因此染上了不良习性。 到了1950年代后期，当局推出了第三个政策：在军人接近38岁时实施提前退役制度。这个政策的出台，可以说是给这些期待已久的军人最后一记重击。当他们好不容易熬到可以结婚的年龄时，却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军人身份。 这三重政策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年轻时被禁止结婚，中年时在特殊场所消耗积蓄，到了可以结婚的年龄却又失去工作保障。
最初，外省人来到台湾时，他们的居住条件非常简陋。由于当时许多人都抱着很快能回到大陆的希望，他们的居住安排也很简单，很多人只能住在学校空地、寺庙或日本人遗留下来的空地上，甚至在部队附近的闲置土地上搭上棚子，简单解决住宿问题。 当年，受老蒋热血宣扬的影响，大家都相信“只要准备好，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所以眷村最初也被当做临时过渡的居住形态。一些眷村家庭甚至每天将用过的衣服和棉被折好装箱，准备随时“反攻”。上级领导如此期望，下面的人也充满了希望，然而眷村的建设通常并不完美，直到后来逐渐意识到“反攻大陆”可能遥不可及，才开始统一建设更为坚固的住房，一些基础设施才逐步完善。 在台湾，外省的老兵通常被称作“老芋仔”。这些“老芋仔”给人的印象通常是喜欢娶年轻妻子，经常被拿来当笑柄，戏称为“老牛吃嫩草”。但其实，在合适的年龄有机会娶妻生子，谁不愿意呢？然而，正是由于那个时代的特殊背景，造就了这些士兵荒谬的生活。在他们逐渐意识到“反攻大陆”变得越来越渺茫之后，许多人选择在台湾结婚，或者再婚，安定下来了。 从1947年到1987年，整整40年，邓雪桂的母亲每一天都站在大枫树村口，望着远方，不停地呼唤：“雪桂，我的儿啊！你在哪里？你怎么还不回家？”自从1947年邓雪桂探亲结束返回部队后，母亲再也没有见过她的大儿子。 40年很快过去，邓雪桂的母亲早已满头白发，眼睛也因为过度的悲伤而失明，身患重病，最终再也无法去村口等候儿子的归来。临终时，她紧紧握住小儿子的手，嘱托他一定要找到邓雪桂的消息，不论结果如何，都要在她的坟前告诉她一声。 邓雪桂并不知道母亲已经去世，直到多年后，当他自己已年逾花甲，才终于知道母亲的死讯。正是因为对家乡和母亲的思念，以及始终不放弃回归大陆的信念，邓雪桂才能在台湾孤单一生。但从那一刻起，他彻底失去了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