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八年即1661年，45岁的于成龙以副榜贡生的身份，被任命为广西罗城知县。彼时的罗城，刚经历明末战乱与土司纷争，“城无完堞，市肆寂寥，仅有六户居民”，县衙是几间破草房，周围尽是荒坟野岭，瘴气弥漫，当地人视为“鬼门关”。亲友劝阻他“蛮烟瘴雨，去者必死”，于成龙却只留下一句“此行不以家为念”，带着两个仆人踏上征途。 到任后，他先在关帝庙落脚，“卧秆荐，食粥糜”，与百姓同吃同住。面对“民多逃徙，田亩荒芜”的困境，他没有坐等朝廷救济，而是带着仆人亲自开荒种地，同时贴出告示：“逃民归者，免徭役三年，助耕牛籽种。”为招抚流散的百姓，他单人独骑深入瑶、壮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寨，用土话与首领沟通，承诺“官府不欺，赋税从轻”，甚至帮山寨调解纠纷、医治病患。有一次，山寨因争夺水源械斗，于成龙不顾危险闯入人群，“解衣示疮痍（自己开荒时被荆棘划伤），泣曰：‘吾与尔等共苦，何忍相残？’”首领们感其真诚，遂罢斗归附。 七年间，他亲手教百姓种桑养蚕、兴修水渠，又整顿盐税（罗城产盐却被奸商垄断，他严惩私盐贩子，让盐价降至百姓能承受的程度），还建学堂、请先生，让荒县有了书声。离任时，罗城已“户增数百，田亩开辟，市井复荣”，百姓“遮道呼号，追送数百里”，有人甚至剪下自己的头发（少数民族最郑重的礼节），缠在于成龙的马缰绳上，哭求“公勿去”。他的行囊里，只有一件打满补丁的袍子、几罐咸菜——这便是一位知县七年的全部家当。 康熙六年（1667年），于成龙因罗城政绩被擢升为四川合州知州，后又调任湖北黄州府同知。黄州地处楚豫交界，明末以来盗匪横行，尤其是黄安、麻城一带，“山寨林立，悍民抗官”，官府多次派兵围剿，反致矛盾激化。 于成龙到任后，不急于用兵，而是带着一名随从，“微服入山寨，与悍民同食杂粮，问其疾苦”。他发现，许多“盗匪”实为失地农民，因官府苛捐杂税逼迫才落草为寇。于是，他提出“抚剿并用，以抚为主”：先发布告示，“凡归降者，免罪，给田产，助生计”；再亲自走访最大的山寨“青龙寨”，寨主见他一身布衣，随身只有一本账簿（记录百姓欠税与诉求），叹道：“清官至此，吾等何忍再反？” 但也有顽固势力负隅顽抗。麻城县令勾结劣绅，诬陷百姓“谋反”，欲借清军屠寨邀功。于成龙得知后，星夜赶往军营，拦住清军统帅，“愿以一人性命担保，若有反者，斩吾头”。随后，他当众揭露县令与劣绅的贪腐罪证，将被诬陷的百姓全部释放，并帮他们讨回被强占的土地。此事过后，黄州百姓称他“于青天”，连昔日的山寨首领都主动下山，助他维护治安。 在黄州八年，于成龙“日食粗粝，佐以青菜”，同僚嘲笑他“于青菜”（讥讽他故作清廉），他却坦然道：“吾无余财，只能与百姓共此味。”他的官署里，没有幕僚，只有几个老农帮忙抄写文书；出行从不乘轿，只骑一头老驴，百姓远远望见驴背上的白胡子老者，便知是于大人来了。 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龙升任福建按察使，后又任直隶巡抚、两江总督，成为执掌一方的封疆大吏。职位越高，他反贪的力度越猛，尤其在两江（江苏、安徽、江西）任上，面对“官场奢靡成风，盐商勾结官吏”的积弊，他掀起了一场“刮骨疗毒”式的整肃。 到任江宁（今南京）后，他第一件事便是废除“官场陋规”：拒绝属下送礼，哪怕是一盆花、一双鞋；规定官员不得摆宴，公务餐只能是“四菜一汤”，违者“降职调用”。有一次，一位知府为讨好他，送来一只火腿，于成龙当即命人将火腿悬挂在总督衙门外，附文：“此物若再至，必追究其搜刮民脂之罪。”吓得大小官员再不敢行贿。 他最狠的一招，是“微服查盐”。两江盐税是朝廷重要财源，却被盐商与盐官联手垄断，百姓吃盐贵如黄金。于成龙扮成卖菜老汉，混入盐市，摸清了“盐商每斤盐加价三成，其中两成孝敬官吏”的内幕。随后，他当众斩杀了带头贪腐的扬州盐运使，将盐价强行压回原价，并规定“盐税收支每月公示，百姓可查”。此举虽得罪了众多权贵（包括康熙的舅舅佟国维，其家族涉足盐业），但他毫不退让，上书康熙：“盐政不清，则百姓不安；百姓不安，则江山不稳。”康熙虽有顾虑，最终仍支持了他的改革。 不过，于成龙的“铁腕”也引来了争议。他对下属要求极严，有官员因“穿绸缎衣服”被他训斥，有人因“收了百姓一块腊肉”被弹劾，甚至连同僚办丧事稍讲排场，都被他指责“忘本”。因此，官场私下称他“于阎王”，认为他“矫枉过正”。但百姓却拥护他，江宁街头流传民谣：“于公来，换清天；于公去，泪涟涟。”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于成龙在江宁任上病逝，享年68岁。属吏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床头唯绨袍一件，靴带两条，瓦瓮中米数斛，盐豉少许”——这便是一位两江总督的全部遗产。消息传出，江宁百姓“罢市三日，男女老少聚哭于街”，商人关闭店铺，小贩停售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