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39年，一个“小男孩”在街上碰见日军军官茨谷五雄，随后礼貌地鞠躬，然而，茨谷五雄怎么也没想到，就在小男孩离开几步后，茨谷五雄当场毙命。 1939年，那天他并不是偶然路过，更不是头脑发热的一时冲动，他已经在那条街上观察了整整一周，茨谷五雄的行动路线、出门时辰、随从人数，甚至行人拥挤的密度，他早就心中有数。 鞠躬并非出于礼貌，而是一场冷静算计的伪装，对方伸手拍他脑袋的时候，他正悄悄靠近开枪距离。 他的子弹并没有乱飞，那一枪几乎贴着心脏的位置打进去，茨谷五雄还没反应过来就开始喷血，他没有多看一眼，转身就朝胡同里跑去，路线早在脑子里过了十遍以上。 追兵四天没能找到他，敌人四门封锁、挨家搜捕，最终无果而终，他像个幽灵一样，从城中消失得干干净净。 那不是他第一次杀人，也绝不是最后一次，这场刺杀虽惊艳，但更惊人的是那种在生死边缘游走的冷静，他知道，矮小的身形、稚嫩的脸，是掩护自己最好的面具。 在日本宪兵眼里，他顶多是个刚学识字的小学生，谁会防备一个孩子手里有枪？ 多年以后，他在一档电视节目上回忆起这一幕时，说出了一句让全场屏息的话，那一刻我心里就一个念头，“我杀了你”，不是激动，而是认定，那不是个人恩怨，是一颗子弹还给这个土地上两百多条冤魂的交代。 他这一身本事，不是天上掉下来的，1937年日本人打进来的时候，他才十二岁，读书挺用功，也挺灵。 可他看见学校门口被杀的百姓、逃命的母亲，心里就像火烧似的，他第一次去报名参军，硬是被笑回来了，理由很简单，个子太小，看着像来当后勤的娃娃兵。 可他没退一步，毛遂自荐不行，就天天往军营跑，别人训练他偷看，别人吃饭他跟着送水，后来还是部队里的政工主任看出了点门道，这孩子不光有热情，还有点枪法。 他爸从小教他打猎，那几年在田埂上练出来的准头，比很多新兵还稳。 他一穿上军装就被安排去当司号兵，别看是个吹号的，战斗一响，他就得第一时间上坟头吹冲锋号，第一仗从晚上吹到天亮，嘴唇肿得像馒头，可他没叫一声疼。 人家说他像疯了似的，可他自己心里明白，这是他跟战友并肩的开始。 他没有因为个子小就被边缘，他用一场又一场的实战，把别人对他的轻视一枪一枪打回去。 他不是谁口中的“幸运孩子”，而是拼了命，用力活成了敌人最怕的那种人。 那一枪之后，他并没有停手，茨谷五雄死后，日军在乐陵换了新官，可新上任的川岛谷川同样恶贯满盈。 他又等了两周，装成沿街要饭的瘦孩子，天天在川岛必经的茶馆外坐着，直到那天，川岛推门出来，刚抬头，就被他一枪撂倒。 他下手快，跑得也快，敌人连反应都来不及，事后，日军宪兵队惊恐万分，军官开始申请调任，宪兵换了仨队长，谁都不想死在那个“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小孩”手上。 他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土行孙”，说他能遁地，他不在乎，他知道自己名字不重要，那些死去村民的冤魂，才该被记住。 有些事他从不多说。比如那年在济南战役中，部队死伤惨重，他带着三个弟兄端了敌军一个据点。 比如在淮海战役的夜里，他扛着机枪往前冲，子弹打在旁边的地上爆碎，他从十三岁扛枪开始，到最后退下来，枪没离过手，仇也没放下。 他不是为了报私仇，而是那时候他清楚，比仇更重要的是希望别人以后不用再仇恨。 枪声停了之后，他没离开战场太远，抗日胜利后，他又去了朝鲜战场，弹片打进了腿里，他一边咬牙跑一边还带人冲锋。 等到战后回来，别人问他怎么没喊疼，他撩起裤脚看了眼，说：“我身量不高，但我跑得快。” 他晚年住在夕阳红托老院里，房间一角放着一本厚厚的本子，红皮封面上写着“革命回忆”四个字，那是他写了六年的回忆录，三十多万字，都是他一点点拼出来的。 有些字他记不清了，就打电话问老战友；有些事他写不下去，就放几天缓口气，他说，写这些不是为了出书，是为了把真实的东西留给还没来得及了解过去的人。 他还经常被邀请上节目，在电视上讲他那段岁月，《魅力中国城》里，他站在舞台上，身板挺得笔直，一开口全场都安静了。 他也会到学校讲故事，跟小孩讲那年他怎么一个人干掉了日军指挥官，有人说他是“战神”，他笑笑说自己就是个个子矮点的兵。 2019年，他在天安门广场踮起脚亲吻国旗，老泪纵横。那不是仪式感，那是他用一生守护的颜色。 他说，他不怕死，就怕忘，他怕有一天，孩子们记不起那个年代，忘了自己曾经有个一米二的先辈，拼着命想让他们有个好日子。 （信息来源：央视财经--致敬！这位身高一米二的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