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期人赞韩林儿为反元领袖，但明朝前期和清人都批评韩林儿毫无大志。同一个人物的地位为何截然相反。 元末，刘福通等人拥立韩林儿，以宋徽宗后人的名义称帝，此政权在北方活跃十数年。一般认为朱元璋在1355年向韩宋政权称臣。可明朝立国后隐匿了这段历史。在1366年朱元璋宣布白莲教为邪教，元末白莲教义军为妖人，白莲教义为妖言。1372年朱元璋下圣旨宣布韩林儿之父韩山童为“首乱者”，韩林儿“首乱殃民，荼毒太甚”。纵观明初对韩林儿的评价，基本以朱元璋论调为基准，贬斥韩林儿为反动分子。只因，朱元璋始终坚持自己是“民”，认为自己和刘邦均非“以臣篡君”者，二人是民众的代表。朱元璋努力消除向韩宋称臣的痕迹，防止破坏自己的“民众”身份。所以韩林儿在明初地位极低。 土木堡之变后，反蒙元的韩林儿地位提高。以成化朝《续资治通鉴纲目》为代表，其正文不再将韩林儿定性为“妖人”“贼”。而且在时间书写上，会用小字标注“宋主韩林儿龙凤”的年号。到了明朝中后期，法度宽松，私人修史兴起，对韩林儿集团也有正面评价。比如崇祯时高岱在《鸿猷录·宋事本末》中评价元末义军是“为我圣祖先驱定中原者”。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说元末义军是“固亡胡之首功”。但这种说法始终不能得到普及。 明清鼎革后，清朝对农民义军极其警惕，再度从官方层面打压韩林儿地位。清修《明史》，将韩林儿再次定性为“盗贼”，说他“无大志”，成为领袖后也是“徒有虚名”的傀儡，完全听命刘福通。这种说法在清代影响很广，以至于北方民间流传许多故事，一则是明初北方“闹红虫”，引发山西大槐树迁民；河南偃师则“闹红雨”人畜死伤无数。这些红虫和红雨就是韩林儿红巾军的变形，可见在民间印象中，韩林儿是匪徒。因此明清时代韩林儿的历史评价也很低。 参考文献 周中梁：《明人对韩宋政权的历史书写》，《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