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 被老蒋下令“永不录用”的徐恩曾在黄埔江边闲逛， 看到打捞的船只， 突然福至心灵： 既然当不了中统的特务头子， 那就当一个商人吧。 黄埔江的水常年带着股腥味，冬天更冷，江边的风往人身上打，像一层冰膜。 1946年，有人看见徐恩曾站在江边，他穿着风衣，手揣在口袋里，脸色发灰。 那时候，他已经被蒋介石一道手令踢出局，纸上写得干脆：“撤去本兼各职，永不录用。”从那个位置上掉下来的人，很少再有机会。 他盯着江里拖上来的破木头，嘴角抖了一下，吐出一句话：“当不了头子，那就做商人吧。”谁听见的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句话像钉子一样钉住了他。 徐恩曾并不是街头混出来的人。 他在上海南洋大学念过书，还去美国留过学，学的是机电工程。 学成回国后，在上海当工程师，按理说可以过一辈子平稳的日子。但1927年形势骤变，陈果夫拉起调查科，他被带进去了。 调查科就是中统的前身。 陈果夫是陈其美的侄子，而陈其美当年是蒋介石的引路人。徐能进这个圈子，不是因为才华过人，而是因为靠上了人。 他在机关里属于那种不显眼的人，不吵不闹，低着头做事。 别人形容他“阴柔”，意思就是没什么硬骨头，但听话、顺从，蒋介石喜欢这种人。 在蒋的眼里，用人得像用狗一样，既要咬人，又要摇尾巴，徐恩曾摇尾巴的功夫比咬人的本事更稳，所以位置一直不低。 1931年出了件大事。 顾顺章在武汉被捕，立刻叛变，准备出卖中共在上海的机关。 武汉那边急电传南京，蔡孟坚为了邀功，把电报不断往总部发。 巧的是，那天晚上徐恩曾不在，他去见情妇了。 中统总部临时由钱壮飞值班。 钱其实是潜伏下来的中共党员，他看见电报，立刻把消息传出去。 于是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在几个小时内紧急撤离，避开了大清洗。 徐恩曾因此留下了污点，可他没被追责，因为他有后台，站得够高。这件事成了他生涯里的一个讽刺：最大的漏洞，却没要了他的命。 三十年代后期，中统逐渐壮大，徐恩曾坐在上头，成了门面。 军统那边的戴笠越来越强，手段狠辣，和美国人合作紧密。 蒋介石需要平衡，就把徐和戴放在两边，互相牵制。南京、上海的小道消息都在说：“这两个‘统’，一天到晚掐架。”他们抢人、抢经费，连情报来源都互相拆。 蒋看得明白，他乐得见他们斗，只要两个势力都不安生，他就能稳住。 徐恩曾性格懒散，不像戴笠那样拼命。他爱女人，常泡在声色场所。 久而久之，中统的名声越来越差。 抗战期间，走私、贪腐的事一桩接一桩。有人利用中统的权力，在中印缅边境搞走私，他的前妻也打着中统的名义倒卖抗战物资。 这些事，很快传到了蒋的耳朵里，戴笠的人更是盯紧了，一点点收集证据。 1945年，一件小事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墙上出现八个字：“总裁独裁，中正不正。”蒋介石看到火冒三丈，下令必须破案。 徐恩曾调动整个系统去查，可查了大半年，毫无结果。 蒋心里对他本就不满，这下更觉得他不中用。 无能加上贪腐，哪怕再顺从，也没法留下，于是那道手令下来，把他彻底踢出局。 2月1日，交接仪式。 那天南京天色阴冷，徐恩曾把印章交出去，没抬头看人，低着头走了。 围观的人窃窃私语，有人冷笑：“完了。”有人叹气：“换谁都差不多。”车子停在门口，他钻进车里，身影一闪就没了。 从那以后，他像被抽空了一样。 1949年春天，他和妻子匆匆逃到台湾。戴笠已经在1946年死了，死在飞机坠落里。 相比之下，徐算活下来了。 在台湾，他没能回到情报系统，转去做生意，日子过得安稳，也平淡，和他年轻时的想象差得远。 社会对他的评价一直分裂。 有人骂他庸才，说他全靠派系撑着，没有真本事，关键时候掉链子。 也有人觉得他至少维系过一个庞大的系统，是蒋的机器里不可缺的齿轮。 其实说白了，他就是那个体制里最普通的一类人。不上不下，既没留下惊人手段，也没做出过硬业绩。 台湾进入冷战年代，情治机构逐渐成型。 那些文件归档、监视手段，追根溯源能找到中统的影子。徐恩曾的经历，像是被切割下来的一部分，被悄悄移植到另一个年代。他自己却再无资格参与。 晚年的他很安静，住在台北一栋普通楼房里。 1980年代，他死在台北，没有波澜。 葬礼简单，也没多少人提起他的名字。 只是偶尔有人说起那句江边的话，带着几分苦笑：“当不了特务头子，那就做商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