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掌握15亿资产的“首富村”大邱庄村支书禹作敏带上一众保镖去市政府开会。而一到场，他就被严阵以待的警察控制。禹作敏瘫坐在地，万念俱灰地说：“我费尽心机，还是失算了。” 禹作敏生于天津静海县大邱庄，那里土地盐碱严重，村民生活艰难。他9岁丧父，白天放牛维持生计，同时坚持夜校学习。这种经历让他在1960年担任生产队队长，1974年升任村支书。当时，大邱庄人均年收入仅167元，村民外出讨生活常见，外界甚至流传不愿嫁女到此的说法。禹作敏上任后，面对这些现实，决定推动变革。他抓住1978年改革开放机遇，动员村民集资建立小型钢铁厂。初期设备简陋，厂房破旧，但通过跑市场拉订单，村办企业逐步增多。到1992年，大邱庄拥有280多家企业，总资产达到15亿元，村民住房改善，道路修建平整，村子获称“华夏第一庄”。这种发展模式，让大邱庄成为农村工业化的典型案例，吸引全国关注。 随着企业扩张，禹作敏权力集中。他组建上百人保安队，用于维护村内秩序，但也用于压制异议。企业管理多由亲属负责，形成家族式控制。1990年，一起小争执导致副厂长及其父亲被打致死，禹作敏庇护凶手，甚至称其为“村庄英雄”。1992年，一名北京学员因琐事被非法关押并殴打，虽然事件暂被压下，但已引起外界注意。禹作敏还阻挠警方调查，法律在他掌控下形同虚设。这些行为反映出权力膨胀后，村级治理脱离正规轨道，埋下隐患。大邱庄的经济成就虽实，但管理方式已偏离法治原则，引发上级部门警惕。 1993年初，大邱庄发生打死人事件，警方介入调查。2月18日，天津公安局派出数百名武警试图进入村子搜捕嫌疑人，但禹作敏组织力量阻挡，设置路障，导致对峙三天三夜。禹作敏印制材料对外散发，称警方行动针对整个村子，而非抓捕个体。最终，他允许武警进入，但嫌疑人仍被窝藏。事件升级后，当局决定采取行动。4月13日，以开会名义将禹作敏召至天津市政府，随即实施刑事拘留。21日正式逮捕。此举针对其长期违法行为，包括窝藏嫌疑人、妨害公务等多项问题。禹作敏被捕标志着大邱庄“家长制”模式的终结，暴露农村企业发展中法治缺失的风险。 逮捕后，禹作敏及其子禹绍政等接受审判。8月27日，天津中级人民法院以窝藏、妨害公务、行贿、非法拘禁、非法管制五项罪名，判处禹作敏20年有期徒刑。庭审中，他辩护称仅负领导责任，但法院认定其直接参与多项违法。狱中健康恶化，1999年因心脏病获保外就医，同年10月去世，终年69岁。 禹作敏倒台后，大邱庄进行改革。1993年村升为镇，企业交由专业团队管理，暴力事件消失。1995年，1800万平方米房产分配给村民，首次实现个人产权。2003年，80%企业私有化，经济结构调整，焊管产业成为全国知名支柱。尽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收入短暂下降，但通过持续改革，村镇经济稳定恢复。如今，大邱庄工厂现代化，环境改善，村民生活有序。这种转变，证明依法治理能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