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罗瑞卿恢复工作后，当上军委顾问，却一直在福州军区居住 “1974年这腿不听使唤，可得让它再动起来。”深夜灯光昏黄，罗瑞卿对同室疗养的张爱萍低声叹气。时间定格在301医院寒冷的十二月，这句夹杂郁闷与倔强的话，为后来一连串变动埋下伏笔。 距离1965年被免去总参谋长职务已经整整十年。那十年里，罗瑞卿经历过隔离、批斗、漫长的静养，也经历了疼痛无法止住的骨折后遗症。1966年至1972年，他的情况对外界几乎是一片空白，军内同僚只能私下打听只言片语。 1973年底，中央一纸通知，罗瑞卿“恢复自由”。可自由只是相对的：腿部植钢板，行动少了拐杖也得靠轮椅。张爱萍当时同样因为左腿旧伤躺在病房，两人一聊，发现福州军区副司令石一宸多年前请到过一位擅长针刀疗法的老中医。张爱萍提议一起去闽江边修养。罗瑞卿出行需报批，上报后很快获准。 1974年3月，两架军用运输机降落在福州闽江机场。接机的是皮定均和李志民。司令和政委没说客套话，先推着轮椅往车里抬：“老首长安心治病，别惦记其他。”一句朴实关怀，在罗瑞卿听来比任何欢迎词暖得多。省委安排的休养所毗邻温泉，远离闹市，只留下警卫员和机要秘书。 此后一年，张爱萍腿部好转，能弃拐独立行走；罗瑞卿因伤势更重，只能在轮椅与短距离助步之间反复。尽管如此，他的精神状态明显恢复。福建6个地市的要职干部轮番登门请教沿海防务、炮兵训练、民兵整建制演练，他总能逐一答疑。福建高温潮湿，病骨难舒，但他坚持日均三小时批阅资料。皮定均感慨：“顾问没进机关，却比机关更忙。” 1975年八一建军节刚过，中央宣布设立军委顾问，罗瑞卿名列其中。顾问只提建议、不负决策责任，本属“二线”安排，外界却普遍解读为“半复出”。赴京出席任职仪式那天，他在人民大会堂见到周总理、叶剑英、朱德，气氛热烈又克制。散会后，家人小声提醒：“北京风向不稳，回福州更妥当。”罗瑞卿点头，翌日即返闽。 同年秋，反击右倾翻案风骤起。对于刚要起步的军队整顿，这股风无异于急刹车。许多老部队干部选择沉默观望，而罗瑞卿身在福州，所受波及相对有限。他不进城开会，倒成了意外屏障。福州军区正进行沿海岸炮调整，他带伤登上马尾炮台，逐门查看射界；下榻指挥所后，亲自写出敌情研判提纲，密件上报总参。 1976年令人心绪难平。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病逝，国家哀乐频繁响起。罗瑞卿往返京福之间参加追悼会，每回进城都保持低调：住老干部宾馆、不接受采访、不开私人聚会。九月首都再起狂风骤雨，他选择留在闽江之畔，以“疗养需要”为由婉拒新的会议通知。 顾问身份并非摆设。1976年冬季至1977年春季，他连续在福州、厦门前线视察六次，重点关注集训部队射击事故率、台风季工程防护、安全员配比，随后形成八万字报告。叶剑英批示“详实可行”，不少建议直接纳入后续《军队基层训练条例（试行）》。 1977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罗瑞卿军委秘书长职务，主持日常工作。此时福州局势已趋平稳，他整理简单行装返京。飞机落地首都机场，迎接的人群里多了不少曾经的部下——王震、杨得志、李德生——场面沉默，却个个眼眶发红。入驻西长安街军委大楼后，他迅速推动调查清理积案、恢复参谋业务训练、重新启用总参三部电侦网，节奏紧凑几乎不见停歇。 身体状况却在透支。1978年春，顾问团建议出国接受系统手术。北京医学专家会诊后亦表示国内条件有限。国务院批准赴西德波恩大学医院。五月底手术顺利，植入最新合金髋关节，能短暂下床。就在术后第五周凌晨，突发急性心肌梗死，经抢救无效。噩耗传回祖国，总参作战值班室大钟长鸣，全军哀悼。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生命最后日子仍托人转交一份手稿，主题是军队干部院校制度。手稿扉页写着：“不做键盘上的参谋，要去野外泥水里练兵。”这句并不起眼的话，后来被收录进解放军院校教材序言。 罗瑞卿选择常驻福州，看似出于治病，却兼顾政治安全、工作便利和战区需要。顾问制度为他留了一个位置，他则利用这一位置，为东南海防和日后军委整顿积累了大量资料。福州军区干部回忆：“顾问住在温泉山庄，但气温再高，灯永远亮到深夜。”一句平实证言，比任何颂词更能说明这位老将对军旅的倔强与执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