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景华在受审时，用连续三个 “我错了” 开始法庭最后陈述。“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对不起党和组织的培养，辜负了大家的期望，我认罪悔罪……” 这三句重复的忏悔带着颤音，听着像幡然醒悟，可细究起来，每一个字都裹着求生的算计。 去年邻省落马的某厅长，庭审时连说五个 “对不起”，从党和人民说到父母妻儿，最后判决书里果然写了 “认罪态度良好，酌情从轻处罚”。 这种 “忏悔换轻判” 的套路，早被网友编成段子：“认罪三连击，刑期打七折；哭腔加哽咽，再减半年业。” 可苏景华们痛哭流涕时，没提那些被挪用的钱本该花在何处。 审计署 2023 年乡村振兴资金审计报告显示，某省有 3700 万扶贫款被拿去买茅台、送人情，这笔钱按乡村小学建设标准，能盖 18 所带操场的希望小学； 还有地方把危房改造资金挪去修领导 “接待别墅”，导致山区老人冬天仍住在漏风的土坯房里。 那些教室漏雨的窟窿、老人冻裂的手，比他们在法庭上挤出来的眼泪，真实得多，也沉重得多。 有从事纪检工作二十多年的老同志说过：“贪官认罪像夏天的雷阵雨，看着声势大，雨点砸在地上，没一会儿就干了，留不下半点痕迹。” 江苏省纪委监委去年通报的案例里，超过 60% 的落马官员在庭审前会突然 “确诊抑郁症”，有的还拿着医院诊断书求同情，可这些人的 “病症”，一到宣判后就奇迹般好转，比精神科医院的治愈率还高。 他们哪是真抑郁，不过是把法庭当成最后的表演舞台，想靠 “弱者人设” 博个轻判。 老百姓早把这套把戏看得透透的。 之前微博上 贪官的眼泪值几个钱 的话题里，点赞量超 50 万的评论是：“他们哭的是丢了的乌纱帽、没花完的赃款，我们疼的是被挪用的养老钱、孩子的教育款。” 中纪委官网公布的 2022 年反腐数据更扎心：当年追回的赃款赃物中，有 34.7% 已经被贪官挥霍一空，有的变成了海外豪宅首付，有的成了子女留学学费，还有的换成了奢侈品店购物袋 。 这些钱里，说不定就有环卫工人扫街攒下的纳税钱，有农民卖粮食换来的补贴款。 为什么总有贪官前赴后继演这出 “忏悔戏”？ 心理学里的 “道德许可效应” 能解释 —— 当人反复用语言表达忏悔时，大脑会产生 “已经付出代价” 的错觉，仿佛说几句 “我错了”，就能抵消之前的贪腐行为。 苏景华说那三个 “我错了” 的时候，说不定自己都被那股 “真诚” 骗了，可法律从不是靠眼泪衡量对错的地方，量刑依据里只有贪污数额、犯罪情节、退赃情况，从来没有 “演技评分” 这一项。 不是没有贪官懂 “悔罪” 该怎么来。 重庆去年落马的某区建委主任，被捕时电脑里存着《演员的自我修养》，大概想靠演技蒙混过关，可庭审时却一句话说不出来 。 纪检组直接甩出来他转移赃款的区块链记录，每一笔转账的时间、金额、收款账户，连小数点后两位都清清楚楚，甚至包括他用微信红包给情人发的 5200 元，都被溯源回来。 现在反腐早就不靠 “攻心”，大数据能查微信聊天记录、支付宝账单，甚至连多年前的购物发票都能调出来，哭得再惨，也抵不过账本上的铁证。 云南去年有个自首的县财政局局长，投案时没带别的，就带了 23 本手写的记账本。 从第一次收 1000 元购物卡，到后来收 50 万元现金，连下属送的一筐土鸡蛋，他都按市场价折算成 800 元记在本子上，最后连本带利退了 127 万元。 这种把 “悔罪” 落在实处的举动，比在法庭上嚎啕大哭、捶胸顿足的 “影帝” 们，强了不止一万倍。 最高检去年的工作报告里说得很明白：是否主动退赃退赔、是否如实交代全部犯罪事实，才是判断认罪悔罪态度的 “硬指标”，光靠嘴说，没用。 苏景华的三个 “我错了”，说到底就是一场没演好的戏。 贪官们该明白，法庭不是舞台，法律不是观众，那些被他们伤害的民生、被他们践踏的信任，不是几句忏悔就能弥补的。 真正的悔罪，不是在庭审时挤出眼泪，而是在犯错前守住底线；不是在落网后求轻判，而是在任上把每一分公款都花在老百姓身上。 这一点，再高明的 “演技”，也装不出来。 信源：苏景华：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鲁中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