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被枪决前，右眼瞎了，七颗子弹打进去，头都没低。大陆说他是英烈，台湾说他无罪，蒋介石日记里白纸黑字：严刑逼供。 很难想象，这位挨了七枪仍昂首挺立的人，曾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官拜中将。放在当年的台湾，那是站在军事核心圈的人物，可他偏偏选择走进最危险的“虎穴”。 吴石出生于福建福州一个普通家庭，早年求学于保定军校，后赴日本陆军大学深造，系统掌握了现代军事理论。回国后，他逐步融入国民党军体系，从基层军官升至要职。抗日战争期间，吴石参与多项作战规划，积累了丰富经验。到1949年国民党大陆失利时，他已担任国防部史料局局长，负责整理抗战档案。这段经历让他接触到海量军事情报，包括部队调动和战略部署。 国民党内部腐败问题日益凸显，高层贪污挪用军费，基层士兵补给匮乏，这些现实让他开始反思政局走向。吴石的军旅生涯，本该在台湾稳固权力基础，却因对国家未来的考量，转向地下情报工作。他利用职务便利，逐步收集国民党在台陆海空军部署细节，如炮台位置和补给线路。这些资料并非随意拼凑，而是通过日常办公渠道获取，确保准确性。 吴石的转变，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基于对国民党治理弊端的观察，以及对统一前景的判断。他的情报传递，帮助对岸掌握了台湾防御格局的关键节点，避免了盲目决策的失误。这份贡献，在战后被视为隐蔽战线的重要一环。 国民党撤往台湾后，吴石升任国防部参谋次长，中将军衔，这让他置身军事决策核心。每天处理的文件中，充斥着岛屿防御计划和部队番号表。他借此机会，继续执行情报任务，将《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等绝密文件分批送出。这些文件详尽标注了空军基地坐标和海军舰艇分布，直接影响了潜在冲突的态势评估。吴石的代号为“密使一号”，体现了其在地下网络中的核心地位。 国民党当局加强了岛内治安管控，特务机构四处搜捕异见分子，地下联络日益艰难。吴石需在公开职务和秘密行动间切换，稍有不慎即暴露风险。1950年初，台湾地下组织负责人蔡孝乾被捕，后者在审讯中招供，牵连出吴石。这次破获，直接源于情报机构的突击行动，导致整个网络崩盘。吴石的被捕，标志着国民党对潜伏人员的清剿进入高潮。他的案子迅速上报高层，引发震动，因为涉案者多为军中要员。这反映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策略：通过高压手段巩固控制，却忽略了证据链的严谨性。吴石的经历，也凸显了情报战的双刃剑性质，一方是战略价值，另一方是个人安危的巨大悬殊。 被捕后，吴石遭受国民党情报机构的严酷审讯。蒋介石在日记中明确记录了使用严刑逼供的指令，这包括鞭打、电击和老虎凳等手段。审讯过程持续数周，吴石的右眼在电刑中永久失明，这成为他身体上最明显的伤痕。尽管遭受这些折磨，他始终未透露任何同志信息或情报细节。国民党当局的审讯方式，暴露了其司法程序的随意性，全凭口供推进，而非实证支撑。 吴石的沉默，不仅保护了地下网络的余部，也体现了个人意志的坚韧。案情上报后，蒋介石亲自过问，强调快速结案，避免拖延影响军心。多名国民党高官如蒋鼎文等递交求情报告，指出证据不足，但蒋介石斥之为妇人之仁，直接否决。这些细节，显示出高层决策的独断性，优先考虑政治稳定而非公正审判。吴石案的审理，仅用短短时间，即定下死刑判决。这起事件，也成为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一个典型样本，反映了当局对所谓间谍活动的零容忍态度。吴石的遭遇，让人看到那个时代个人在权力机器前的渺小。 1950年6月10日，吴石与朱枫、陈宝仓、聂曦一同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执行枪决。四人拒绝下跪，站立面对行刑队。吴石中了七颗子弹，却始终保持头部高扬，直至倒下。这次行刑，国民党当局严格保密，仅内部通报，家属事后勉强领回遗体。枪决照片显示吴石右脸有明显黑点，与生前影像差异巨大，引发后世疑问。蒋介石的日记虽承认刑讯事实，却未公开反思审判瑕疵。 这起事件，迅速被国民党宣传为打击间谍的胜利，却忽略了程序正义的缺失。吴石的绝笔诗“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道出了对一生付出的总结。他的牺牲，结束了个人情报生涯，却开启了历史评价的漫长过程。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初期，类似案件频发，用以震慑潜在对手，但也埋下日后平反的种子。吴石的结局，提醒人们权力斗争中，人命往往成为筹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