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潜伏在台湾的陈宝仓意识到，他的身份早晚会暴露，为了消除后顾之忧，他将妻子和4个孩子都送去了香港，自己则留在台湾！ 1949年6月，陈宝仓通过香港地下交通站联络上李济深旧部，以“赴港处置广东家产”为名义申请通行证。为打消国民党当局疑虑，他特意让妻子张慧中带上价值不菲的古董字画，营造“携资避险”的假象。 转移过程暗藏杀机。国民党保密局早已紧盯“军政要员家属离台”，陈宝仓提前三天将核心情报——台湾中部防御工事草图，藏在小儿子陈祖贻的玩具火车里。 过海关时，特务果然开箱检查，看到是孩子玩具便放松警惕，草图就此顺利带出。张慧中后来回忆：“宝仓送我们时只说‘等我消息’，直到到香港见到地下党，才知他是在拿命换情报。” 更关键的是“断联铁律”的执行。陈宝仓与家人约定，抵达香港后仅通过《大公报》“寻物启事”传递平安信号，绝不通私人信件。 1950年初，小女儿陈祖宁突发急性肺炎，张慧中急得团团转，地下交通员却劝她：“陈先生若收到信，稍有流露就会暴露。” 最终靠地下党联络的华人医生救治脱险，而陈宝仓直到牺牲都不知此事——这种“看似无情”的坚守，正是潜伏者的职业底线。 陈宝仓能在台湾立足，绝非侥幸，而是“抗日名将”的硬功绩筑成了第一道防线。1939年昆仑关战役中，他以第2军副军长身份率部主攻，亲率敢死队突破日军核心阵地，击毙日军联队长三木吉之助，战后蒋介石亲授“宝鼎勋章”。 这份战功让他在国民党军界声望极高，1948年赴台时，陈诚力荐他任“东南补给区副司令”，掌管部分军需调配权。 更鲜为人知的是他的特殊身份——1948年在香港加入民革的背景，让他同时获得中共与民革的双重信任。 1949年赴台正是受中共华南局和民革中央联合派遣，这种双重身份让他既能接触国民党军核心机密，又能通过民革渠道传递情报，比单一身份潜伏更具优势。 他掌管的军需调配权更是“金钥匙”，审批军粮弹药时能直接接触台湾防御部署、美军援助武器清单等核心信息。 与吴石的“双雄协作”更显精妙。两人同为保定军校校友，陈宝仓管军需调配，吴石掌作战计划，形成情报互补。 1949年11月，两人联手获取“台湾兵力部署总表”，为规避单次传递风险，陈宝仓将表格拆成12份，伪装成“补给清单”分批次寄出。吴石后来在供词中写道：“宝仓兄经验老到，若不是他用军需单据作掩护，这份表根本送不出去。” 不少人以为家人到香港就安全了，实则张慧中母子始终处于保密局监控中。香港警务处1949-1950年档案显示，他们住进铜锣湾公寓的第二天，对面房间就住进两名“商人”——实为台湾特务。张慧中每次买菜都要绕三条街确认无跟踪，孩子们上学由地下党派人护送，连姓氏都改用“程”姓化名。 陈宝仓对此早有预判，这也是他坚持断联的核心原因。1950年2月，特务以“老朋友探望”名义上门，给张慧中带了伪造的“亲笔劝降信”。 张慧中按事先交代回应：“他一心为党国效力，无需我劝”，既没暴露自己，也没给陈宝仓添麻烦。事后才知，这是特务设下的试探陷阱，稍有不慎就会满盘皆输。 此时的陈宝仓已察觉危险逼近。1950年3月，他在给地下交通员的信中写道：“近期查岗频繁，文件已妥存，后续由吴石兄接手。” 他开始销毁涉密文件，将保险柜钥匙藏在办公室盆栽底部，为后续同志留线索。这种“收尾准备”，恰恰印证了当初送家人离台的远见——若家人仍在台湾，此时早已成为要挟他的筹码。 1950年6月，因蔡孝乾叛变，陈宝仓与吴石同时暴露被捕，同年11月在台北马场町就义。临刑前他留下遗书，没有豪言壮语，只写着“慧中及儿女若安好，吾死无憾”。此时在香港的张慧中，通过《大公报》“货物遗失，请勿寻找”的暗号得知噩耗，当场哭到晕厥。 英雄从未被遗忘。1953年，他的骨灰葬入八宝山革命公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亲自主持公祭，悼词中说“陈宝仓同志之死，重于泰山”。 2013年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落成，他与吴石、朱枫等烈士的雕像并肩屹立，见证着那段隐蔽战线的峥嵘岁月。 如今陈宝仓的遗物中，那张1949年基隆港的合影仍清晰可辨——他站在妻儿身后，笑容疲惫却眼神坚定。 这张照片告诉我们：革命者的“无情”从来是假象，那些决绝的取舍背后，是对家国最深的眷恋。他没能等到团聚，但用生命换来的情报，让更多家庭免于战乱，这便是对家人最好的告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