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中国将满洲归还给韩国！”吉林出土了一件鎏金面具，韩国人看到了这件文物，认为这是满洲属于韩国的证据，并要求中国将满洲领土还给韩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更关键的是高句丽的政权属性——它是中国古代东北的地方政权，与朝鲜半岛的“高丽”毫无传承。 高句丽公元前37年由扶余人朱蒙建立于今辽宁桓仁，初期疆域完全在西汉玄菟郡（管辖今辽宁东部、吉林南部）辖区内，历代君主均接受中原王朝册封：东汉封其王为“高句丽王”，曹魏赐“都护高句丽校尉”印，隋封“辽东郡公”，唐授“上柱国、辽东郡王”。 而韩国宣称的“高丽王朝”（918-1392年），是王建在朝鲜半岛中南部建立的政权，族属为三韩后裔，与扶余人建立的高句丽间隔250年，无任何血缘或传承关系。 韩国部分势力的“领土主张”，核心是故意混淆“高句丽”和“高丽”两个概念。这两个政权不仅时间跨度大，且族属、疆域完全不同：高句丽（前37-668年）主体民族为扶余人，疆域以中国东北为主，涵盖朝鲜半岛北部；而高丽王朝（918-1392年）由王建建立，主体民族为朝鲜族，疆域局限于朝鲜半岛中南部，两者间隔250年，没有直系传承。 吉林面具争议并非个例，韩国部分势力长期奉行“历史归属双重标准”。最典型的是2017年“渤海国遗址争议”：黑龙江宁安的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是唐代渤海国都城，而渤海国是公元698年靺鞨人大祚荣建立的政权，受唐朝册封“渤海郡王”，疆域涵盖今中国东北东部和俄罗斯远东部分地区，与朝鲜半岛无直接关联。 但韩国学者竟宣称“渤海国是高句丽继承者”，要求中国将其纳入“东北亚共享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缺乏历史依据”拒绝。 更荒诞的是“汉字起源争议”。2006年，韩国首尔大学教授宣称“甲骨文是韩国人发明的”，理由是韩国出土了刻有符号的陶器，年代早于甲骨文。 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通过碳14检测，证实这些符号只是随意刻画的记号，与甲骨文的文字体系毫无关联。这种“只要文物古老就属韩”的逻辑，在面具争议中再次上演。 对比韩国对自身历史的表述，双重标准更突出。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政权，公元650年起长期向唐朝称臣，新罗王金法敏接受唐高宗册封“鸡林州都督”，其疆域被纳入唐朝“羁縻州”体系，但韩国历史教材却将其描述为“与唐朝分庭抗礼的东北亚强国”。 韩国庆州出土的新罗金王冠，虽采用鎏金工艺，但造型源自高句丽贵族冠饰，而高句丽工艺又受唐代影响，韩国学者却颠倒因果称“唐朝借鉴新罗工艺”——这种选择性无视历史的解读，正是争议的核心症结。 韩国部分势力之所以反复炒作此类争议，本质是民族主义情绪与政治需求的结合。20世纪以来，韩国经历了殖民统治、南北分裂，急于通过塑造“伟大历史”增强民族凝聚力。 高句丽作为东北亚古代较强的政权，自然成为其“借壳造势”的目标，而中国东北则被其视为“历史上的势力范围”。 外部势力的介入更助长了这种倾向。冷战时期，美国为遏制苏联和中国，曾支持韩国的“北方领土论”，默许其在历史教育中歪曲高句丽历史。 近年来，韩国部分政客为选票，刻意煽动民族主义，将历史争议转化为政治议题——吉林面具争议爆发后，韩国最大在野党曾公开表态“支持民间讨还领土”，实则是借历史问题转移国内经济压力。 从国际法与历史主权角度看，这种主张完全站不住脚。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可追溯至辽金时期的直接管辖，明清两代设辽东都司、吉林将军等机构持续治理；1943年《开罗宣言》、1945年《波茨坦公告》及《雅尔塔协定》均明确“满洲（中国东北）归还中国”，这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共识。 高句丽作为古代地方政权，其疆域归属与现代韩国无任何法律关联，正如古罗马疆域涵盖欧洲多国，没人会主张“欧洲国家属意大利”，这种逻辑本身就违背历史常识。 吉林鎏金面具本身，是中国古代多民族融合的珍贵见证——它既有高句丽的民族特色，又饱含中原文化的工艺基因，理应成为研究东北亚文明交流的重要物证，而非挑起争议的导火索。韩国部分势力将文物政治化，刻意曲解历史，不仅违背考古事实，更伤害了两国的文化交流基础。 历史早已给出明确答案：高句丽是中国古代的地方政权，中国东北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有海量史料和考古发现佐证，不容置疑。 那些试图靠混淆概念、编造历史来索取领土的行为，本质是对历史的不尊重，也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文物的价值在于还原历史真相，而非服务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希望韩国部分势力能正视历史，停止借文物炒作领土争议，让这件鎏金面具回归其本来的历史意义——见证古代中国东北的文明辉煌，以及各民族交流融合的悠久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