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王阿婆无儿无女，晚年孤身一人。她希望找一份亲情依托，便将自己价值数百万的房

上海，王阿婆无儿无女，晚年孤身一人。她希望找一份亲情依托，便将自己价值数百万的房产及42.8万元存款赠与侄女一家，换取“养老送终”的承诺。然而，房产到手后，侄女一家仅同住28天便离开，从此不再照顾。老人无奈起诉，希望收回财产。最后法院判了。 王阿婆年轻时与丈夫恩爱有加，生活富足。唯一的遗憾，是膝下无子女。老伴去世后，她孤独地生活在那套熟悉的房子里，行动渐渐不便。她看着邻居家的老人有儿孙照料，心里常常发怵。她开始担心：“如果哪天我起不来了，连口水都没人端怎么办？” 在多番思虑后，王阿婆想到自己还有一个侄女王女士，是兄长的女儿。两人平日来往不多，但王女士性格爽快，曾主动表示会照顾姑姑。于是，王阿婆决定以房产和存款为“养老保障”，换取侄女的照顾。 2024年4月，双方在家中达成口头协议：王阿婆将房屋过户至侄女的儿子小王名下，并将42.8万元存款转入侄女账户。侄女承诺搬入照顾王阿婆，承担生活起居费用，直至老人去世，并负责料理后事。那一刻，王阿婆觉得自己找到了依靠。 然而，现实很快打破了幻想。王女士一家搬入仅28天，就以“生活习惯不同”为由离开。此后再未照料老人。房产和存款已全部转出，老人却再度陷入孤独。她反复拨打侄女电话无人接听，只能叹气说：“房子没了，钱也没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了。” 在多次沟通无果后，王阿婆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返还房产与存款。她认为，这笔赠与是附条件的，侄女既然没有履行赡养义务，就应撤销赠与。 侄女王女士在庭上辩称，自己当初出于“善心”照顾姑姑，已经尽力。她解释：“姑姑脾气古怪，怎么做都不满意，我一家人都受委屈。”她同时表示，老人只是希望她帮忙料理后事，并未约定长期赡养。 案件审理中，法院查明事实：王阿婆在赠与前后身体健康、意识清晰，侄女一家确实搬入并照料过，但时间极短。双方虽未形成书面协议，但有邻居证言证明，王阿婆曾公开表示“把房子给侄女一家养老送终”。 法院认为，双方虽为口头约定，但符合《民法典》第657条关于赠与合同的定义——赠与人将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行为即视为合同成立。此赠与行为同时附有义务，即受赠人须履行“养老送终”责任。 法院指出，侄女一家仅照顾老人28天便离开，明显未履行赡养义务，且赠与目的未实现，构成撤销条件。遂判决撤销赠与，要求返还房产及部分存款。 考虑到侄女在照顾期间确实承担部分生活费用，法院酌情扣除，最终判令返还房产及存款25万元。 一审宣判后，小王提起上诉，辩称赠与仅是为“身后料理后事”，并非长期赡养。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认为此说法与常理不符：“若仅为身后之事，不可能立即过户房产及转账存款。” 二审判决明确指出，王阿婆的赠与属附义务赠与合同。侄女一家既然收受财产，就应履行义务。既未照顾老人，也未履行“生养死葬”，赠与目的落空，依法应撤销。 从法理上看，本案兼具警示与启示意义：首先，附义务赠与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赠与人将财产附条件转让，受赠人应履行义务，否则赠与人有权撤销。《民法典》第663条赋予赠与人撤销权，其时效为自知晓撤销事由起一年内。王阿婆在侄女离开后立即起诉，符合时效规定。 其次，口头协议虽缺乏书面证据，但可通过其他证据补强。法院综合邻居证言、银行转账记录、房产过户时间，确认双方存在“以赡养换财产”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合同有效。 再次，本案体现了公平原则与公序良俗的司法考量。若侄女一家以短期照顾换取数百万财产，明显违背公平。法院判决撤销赠与，是对弱势老年人权益的司法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也暴露了现实中的法律盲区：许多老人缺乏法律意识，未签订书面协议或见证文件，容易在纠纷中陷入被动。若王阿婆未能及时维权，可能永远失去财产。 在社会层面，这起案件不仅是一起家庭赡养纠纷，更折射出老龄化社会下的伦理困局。越来越多的老人希望通过“以房养老”换取照料，却忽视了法律程序的重要性。 从王阿婆的角度看，她以信任换安全，却因口头约定失去了依靠。从法院的角度看，判决不仅是对个案的裁决，更是对社会的提醒——法律不能替代亲情，但可以防止亲情被滥用。 如今，王阿婆的房子与存款已依法返还。她说得最平静的一句话是：“我不是怕没钱，我是怕到老了没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