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3岁的“女流氓”翟曼霞因为谈了18个男朋友被判处死刑。然而，行刑前，她突然放声大喊：“性是无罪的！”随后，一阵枪声响起…… 1983年春天，西安的天阴沉得像要塌下来。 刑场外，风里夹着潮湿的土腥味，一个年轻的女孩跪在泥地上，头发被吹得凌乱，她的嘴唇发白，声音嘶哑：“我没罪！” 那一声喊，划破了寂静，也划开了一个时代的裂缝。 她叫翟曼霞，23岁，被判死刑，罪名是“流氓”。 如今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在那个年代，“流氓”二字可以要人命。 翟曼霞的出身，让她一开始就与众不同。 她出生在西安一个外贸家庭，父亲搞进出 口，母亲是翻译，家里有钱，也开明。 小时候她穿的裙子、戴的首饰都带着“洋气”，让同龄人又羡又怕。 后来，她随父母去了加拿大，那是她第一次见到完全不同的世界。 那边的女孩可以剪短发、穿泳装、笑得肆意；没人因为你“活得太自由”而指指点点。 那段时间，她学会了游泳，也学会了在水中闭眼听自己心跳的声音——那是她理解的“自由”。 1978年她回国，刚赶上国家开始复苏的年代。人们在谈理想、谈改革，却还没学会接受不一样的个体。 她在学校里穿短裤、剪精灵头、挂银项链，走路带风。 别人上课，她在操场上晒太阳；别人腼腆避嫌，她和男同学们一起讨论音乐、游泳、电影。 对于她来说，那只是正常的生活方式。可在别人眼里，那是“行为不端”“败坏风气”。 背后开始有流言：“这姑娘疯了”“整天勾搭男的”“不守妇道”。 她笑笑不理，还照样去河里游泳。偶尔有人围观，她就干脆在岸上打个招呼。 那个年代的中国，刚从封闭中走出来，还没准备好面对这样的“自由”。 所以，当群众举报她“公然裸泳”“作风极坏”时，警察也不知道该如何定义，只能依照那模糊的“流氓罪”条款。 被带走那天，她正在河边晒太阳。警察让她穿好衣服走人，她愣了几秒：“就因为我游泳？”回答她的，是手铐冰凉的触感。 审讯室里，灯光刺眼，警察敲着桌子问道：“你交往过多少男人？” 她翻个白眼：“谈过18个，这不犯法吧？” 对方皱眉：“你这是带坏社会风气。” 她笑得有点冷：“风气？我又没偷没抢，只是穿得少一点，喜欢自由一点。” 这一句，成了她命案卷宗里最刺眼的记录。 那年，全国正开展“严打”，对所谓的“社会败类”零容忍。 谁都知道，时代要“树新风”，而她，正好成了祭旗的人。 开庭那天，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衣服，头发被剪短。 法官宣读罪名时，她突然打断：“我不后悔，我只是不懂，为什么做自己，会是罪？” 台下鸦雀无声。她父母哭着求情，她没有哭，只是轻声说：“别怕，我会走得干净。” 执行前夜，她在看守所对同屋的犯人说了一句：“我想再游一次泳，水里才是最干净的地方。” 没人敢接话，那晚她没睡，一直盯着天花板，偶尔笑一下，像在回忆什么。 天亮，她被带到刑场。 风很大，路边的杨树都在抖，她被推着跪下，膝盖陷进泥里。 行刑官举起枪，她忽然仰头喊：“性是无罪的！”一声枪响，世界静了。 后来，报纸上登了她的通报，标题是《严惩流氓分子翟某某》。 学校开会批判，单位张贴标语。熟悉她的人都闭嘴，不敢提她的名字。她像被从时间里抹去。 可几十年过去，人们再回头看那段历史，才发现她不是“流氓”，她只是太早做了一个自由的人。 她死的时候，正是中国最渴望“新风”的年代，可那个“新风”，还不懂得包容个体的不同。 后来，“流氓罪”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更明确的法律定义。 一个时代学会了区分“犯罪”和“自由”，也学会了尊重一个人做自己的权利。 翟曼霞没看到这一切，她的名字成了警示，写在那个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年代边缘。 她的23年像一束光，短促、刺眼，却照亮了后来的人。 她喊的那句“性是无罪的”，不是为自己，而是替无数被误解的人说的。 在那个不允许不同声音的时代，她用一条命，换来了后来人可以自由呼吸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