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外交部的办公室里，几位领导正规劝一位21岁的青年，希望他能来外交部工作。 这已是第二次邀请了，可是，青年还是没有答应。 那年秋天，北京的雾气还没散去，一间外交部办公室里，几位领导围着一张年轻的脸庞，话说得诚恳，国家正需要这样的人才。可这小伙子，南京大学刚毕业，21岁出头，摇头的模样让人猜不透。第二次邀请了，他还是没松口。国家召唤摆在眼前，个人选择却像条界线，横在那儿。到底啥让他三顾茅庐都打不动？这背后，是新中国人才选拔的缩影，还是一个青年对专业的坚守？ 新中国成立没几年，百废待兴，教育系统抓紧恢复。南京大学地理系里，厉声教是1935年出生的一员，早年家境一般，但对地形地貌着了迷。八年本科，他专攻自然地理和人文分布，毕业论文写中缅边境的地貌特征，那观点直指边界不是抽象线条，而是实际使用权的体现。1956年9月，毕业在即，系里讨论分配，有人说去西北测绘，有人建议留校教书。他自己想投身国土开发，结合实地数据帮农业规划。这时候，外交部干部科通过学校渠道注意到他，档案上写着精通地形分析，还会英语。部里正缺这类复合人才，干部科派人来谈，希望他转外交轨道。 第一次邀请来得直接。干部科同志南下，带表格说明情况：外交系统要处理领土条约，需要懂地理的年轻人。厉声教听了，直说专业是为国内开发，不是谈判。院里老师劝了好几轮，强调大局，可他坚持己见。拒绝信寄出，干部科记下他的话，没再多纠缠。那年头，国家建设处处用人，外交部也刚起步，条约委员会忙着整理旧档，边界事务堆成山。厉声教的论文他们看过，觉得正合适，但个人选择得尊重。 国庆节一过，第二次邀请跟上。这回规格高了，条约委员会副主任和干部科领导一道来南京大学招待所。两人带地图摊开，说外交缺精通自然地理和语言的人，你的文章观点切中要害。副主任还提国家八年培养，不该只顾个人兴趣。厉声教低头看完那些线条，说没这个打算。谈话冷场，副主任咳嗽两声，缓和气氛，又讲老同志从谈判起步的经历。厉声教没松口，回房写了信给系里：暂不考虑入部。部里领导交换眼神，觉得这小伙子有主见，但国家需要摆在那儿。1956年，中国外交正从恢复走向主动，联合国席位虽没拿到，但边界谈判已启动，中缅、中印的事儿都得靠专业人才顶上。 第三次，外交部下血本，请出刘泽荣。这位老翻译70多岁，译条约近40年，本不露面了。他来见厉声教，直夸那篇论文里边界使用权的论述，记了好几天。刘泽荣推进一步，说你不来，我这几十年白干。厉声教听了，第二天答复系里：愿随刘老行。档案上批特例录用，政治考察从简。非党员、非团员，理科背景进外交部，在当时少见。条约委员会没人反对，都觉得是学术补充。新中国用人，讲究专业对口，这事儿成了个典型。 进部三个月，刘泽荣交给他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通稿，已退回两次，海域边界定义不明。厉声教看了三天，写两万字对照，第四天呈表：12海里领海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区别，加注混用风险。刘泽荣点头，批交他校对，不返审。那年中国是外围观察员，这译文后成外交备忘用。1973年，一场因西方国家误译专属经济区为领海的交涉，就凭这份文书理顺。周恩来总理得知，批示此子可重用。厉声教就这样扎根条约委员会，整理父亲厉麟似的旧外交文件，那些文稿、诗稿、谈判记录，铺满一地。他视作提醒，先把事儿做好。 培训期跳过，直接调研究组。第一次正式工作是中缅边界初步勘界会议。他递上两页资料，用英文标自然分界线与村落重叠，缅方代表看后改了原提议。刘泽荣在返程火车上说多想两步，他点头，当晚写会议纪要，誊抄三遍。后来去多伦多任副总领事，调巴巴多斯代理大使，协助边界谈判，参与海洋法草案起草。每步都不张扬，但痕迹深。别人报告三页，他一页附图；别人谈策略，他算潮汐表和地形线。外交档案里，边界海洋争议起草稿署名最多的就是他。 问他为啥不留校当教授，他说纸上得来终觉浅。问为啥不入党，他说先把事做好。晚年忆三拒外交部，只道多走两步，多看两面。那年头，国家召唤像山，个人选择如水，得找到汇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