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中科院每月给他发350元人民币，后来增聘为院士后，每月增加津贴100元，就是这450元工资，钱学森还总是认为太多了。 一个在美国月入数千美元的顶尖科学家，历经五年软禁，终于踏上祖国土地，却对每月450元的薪水直呼“太高了”，甚至主动要求砍掉部分。这不是节俭小把戏，而是钱学森那份沉甸甸的家国情怀。回国后，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份“嫌工资多”的故事，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奉献？ 新中国成立那会儿，国家百废待兴，人才匮乏，尤其是像钱学森这样的航空航天专家，更是稀缺资源。他早年从上海交通大学起步，1935年公费留学美国，先在麻省理工学院拿下航空工程硕士，次年转战加州理工学院，拜空气动力学大师冯·卡门为师。没几年，他就成了喷气推进实验室的中坚力量，主导导弹项目，月薪轻松上千美元。那时候，美国国防部对他器重有加，生活优渥，可他心系祖国。抗日战争爆发，他就开始通过信件关注国内局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来，他立刻行动起来，准备回国。 可好景不长，1950年，美国当局以安全审查为名，扣押他的资料，把他软禁五年。钱学森一家挤在狭小公寓，日子难熬，但他坚持学习专业书籍。直到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他才获释。10月8日，他携妻儿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从洛杉矶启航，穿越太平洋，10月28日抵达北京。周恩来总理亲自在中南海接见他，听取海外见闻。国家对这位归国科学家寄予厚望，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很快安排他担任特级研究员，月薪定为350元。这在当时已是高待遇，能让一家人过上体面日子，买书添置家用不成问题。 回国后，钱学森没闲着。1956年10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他出任院长，带领团队从零起步，仿制苏联P-2导弹。国家基础薄弱，设备简陋，但他组织大家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推动导弹工程从无到有。这份工作强度大，责任重，可他从不叫苦。1957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薪水增加100元补贴，总额达到450元。学部委员在当时是荣誉加身，补贴也算实惠，相当于许多干部的水平。可钱学森拿到薪水单，总觉得不对劲。国家经济刚起步，科研经费紧张，他一个人的补贴要是多拿，别人就少分了。 1963年9月7日，研究院调整工资级别时，钱学森给党委书记杨刚毅写信，直言自己的待遇超出需要。信里算得清清楚楚：基本工资350元，加上学部委员补贴100元，共450元。他建议把基本工资调到331.5元，总额降到431.5元，还按比例扣减其他部分。组织收到信后，认真讨论，最终批准了他的请求。从那以后，他的月薪就固定在较低档次。钱学森没多说什么，继续扑在导弹研制上。那时候，“两弹一星”工程启动，他是核心骨干，贡献巨大，却始终把个人利益放在一边。 这份心态不是一时兴起，而是钱学森一贯作风。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他的薪水还是控制在低位。1996年2月的工资单显示，应发1979.08元，包括职务工资1465元和各种津贴，扣掉党费46元，实得1933.08元。这点钱，在物价飞涨的年代，够一家基本开销，可他从不计较。相反，奖金到手，他总想着怎么用在刀刃上。1994年，何梁何利基金颁发100万港元奖金，表彰他的航天成就。他二话不说，全捐给西部治沙项目，支持生态建设。次年，另一笔1万多元著作奖金，也转给学校，买实验设备，帮助培养年轻人才。 钱学森不光在钱上节俭，科研眼光也长远。1992年8月22日，他写信给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分析我国汽车工业前景。那年产量65万辆，他预测到下世纪20年代能达1000万辆。信中建议，别走老路，直接发展电动汽车，跳过汽油柴油阶段，减少污染，提高安全。他列出蓄电池和电机研究路径，国家科委据此布局项目。三十年后，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领跑全球，这封信的先见之明，现在看多准。 而钱学森算账从来不是为自己多赚多少，而是国家怎么最划算。他在美国高薪诱惑下，选择回国投身建设；在工资“嫌多”时，主动让利给集体；在奖金面前，总想着支援科研一线。这不是空洞说教，而是实打实的行动。回想那年代，许多科学家都这样，放弃海外优渥，响应党的号召，扎根祖国。钱学森的经历，提醒我们，今天的科研工作者，也该多想想民族复兴大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