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美援朝时，头脑最为清醒的美国高层，恐怕就是美国防长马歇尔了，他说的一番话，让人惊讶，此人的智慧非常不一般！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军仁川登陆后势如破竹，麦克阿瑟宣称“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美国高层普遍陷入狂热。唯有国防部长马歇尔提出不同意见：“中国绝不会坐视朝鲜沦陷，参战风险极高。” 1950年仁川登陆的战术成功让华盛顿陷入狂热，总统杜鲁门公开表示“朝鲜问题即将解决”，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着手规划战后驻军方案。 态度最为嚣张的是远东总司令麦克阿瑟，他在东京总部接受采访时称：“中国军队若参战，必将付出惨重代价。”这种狂热有实际军事优势作为支撑，当时美军掌握绝对制空权，地面部队坦克数量为朝鲜人民军的10倍，且刚经历二战锤炼，士气高昂。 在多数人被胜利冲昏头脑时，马歇尔于9月27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明确提出观点：“我们必须假定中国会介入，鸭绿江并非军事分界线，而是政治红线。” 他当场出示两份关键文件：一份是中苏同盟条约副本，其中明确规定“一方受侵略时另一方需提供援助”；另一份是美军情报部门关于“中国东北集结30万大军”的侦察报告。 更为关键的是，他提醒在场人员：“1946年我调停中国内战时，曾亲眼目睹共军的战斗力，其擅长穿插战术，且具备顽强的战斗意志。” 作为二战期间的美军总参谋长，他指挥过诺曼底登陆等大规模战役，对陆地战争的复杂性有着深刻认知。更重要的是，1945-1947年他以美国总统特使身份调停中国内战，曾多次实地考察解放军部队。 1947年的秘密报告中，他写道：“中共军队的组织能力和战术素养，远超国民党军队，其基层指挥官的决断能力尤为突出。”这种对中国军队的了解，是麦克阿瑟等“太平洋战场派”将领难以比拟的。 马歇尔对“战争规模控制”的坚持，集中体现了其战略智慧，10月15日，杜鲁门与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会面，后者信誓旦旦保证“中国不会参战”，杜鲁门随即批准美军越过三八线。 马歇尔得知后，当日便向杜鲁门发送急电明确反对：“即便要向北推进，也应在鸭绿江以南建立缓冲地带，且不得轰炸中国境内目标。” 他还提出具体方案：由南朝鲜军队担任前锋，美军主力留守后方，避免与中国军队直接冲突。该建议最终被杜鲁门以“影响军队士气”为由驳回。 1950年11月25日，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连夜穿插至美军后方，将“联合国军”分割包围。消息传至华盛顿，白宫陷入慌乱，杜鲁门紧急召开会议。 此时马歇尔保持冷静，拿出预先准备的预案：“立即命令麦克阿瑟收缩防线，放弃占领朝鲜全境的目标，坚守三八线即可。” 他同时对部分高官提出的“使用原子弹”主张提出反对：“在中国大陆投放原子弹将引发苏联介入，导致全球战争，欧洲防线也将随之崩溃。” 当时美国高层确实存在“核打击”的激进论调，麦克阿瑟甚至直接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轰炸中国东北机场的计划。正是马歇尔的坚决反对，加之他引用二战期间“原子弹使用对国际格局影响”的分析，促使杜鲁门最终否决该计划。 后续解密的《马歇尔私人日记》显示，他当时写道：“朝鲜是一处战略陷阱，美国核心利益在欧洲，不能因朝鲜问题输掉冷战全局。”这种地缘战略全局观，在同时代美国政客中极为罕见。 1951年4月麦克阿瑟被解职后，共和党激进派将不满指向马歇尔，国会众议院发起弹劾提案，指责他“预判失误导致美军遭受损失”。 在参议院听证会上，马歇尔未进行情绪激动地辩解，而是出示了三份关键证据：1950年9月至10月间12份关于中国军队调动的情报简报（其中8份被麦克阿瑟忽视）、美军越过三八线前后的战损预估对比表、欧洲盟军司令部关于“兵力空虚”的紧急报告。 当议员质疑他“低估美军战斗力”时，他反问：“截至1951年4月，美军已伤亡3.6万人，若这一数据仍无法证明风险存在，何种伤亡规模才能说明问题？”这番话使得弹劾提案以67票反对、28票支持的结果被否决。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后，马歇尔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这场战争的核心教训，在于我们误判了一个国家捍卫主权的决心。”新华社后续回顾朝鲜战争时，也曾提及马歇尔这一感慨，称其“是少数能够跳出霸权思维审视问题的美国高层”。 与麦克阿瑟“圣诞节攻势”的断言相比，马歇尔的判断始终围绕两个核心：一是中国的战略底线不可触碰，二是美国的全球利益需保持平衡。这两点判断，既避免了战争升级为全球冲突，也为美国保留了冷战主导权。 回望这段历史，马歇尔的价值不在于他作为“美国的战略家”身份，而在于他展现了理性决策的重要意义——在战争狂热氛围中，不被情绪左右，不被局部胜利迷惑，始终以全局数据和历史经验为决策依据。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