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戴笠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对汉奸大开杀戒，使得军统声名大振。这些汉奸在宣判后，被当场处决，大快人心，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 那几年，沦陷区的夜有点阴。 门一关，谁也不知道哪条巷子会响枪，只知道背后常跟着三个字：军统。 老百姓嘴上不敢说，心里都明白，这帮人是替蒋介石拿着一张“生死簿”的，专挑投敌卖国的动手，动起手来干脆，不解释。 被写进簿子里的，傅筱庵算比较扎眼的一个。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六日，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在日本刺刀下挂牌，他抢着做市长，后来又坏了一次刺汪精卫的计划，在重庆那边算是犯了大忌。 蒋介石一句话，戴笠就派陈恭澍盯上他床头，通过仆人朱升下手，讲民族大义，又许五万元。 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一日清晨，朱升照常进卧室，手里却换成尖刀，对着喉咙和脑袋连砍三刀，这位伪市长死在枕边。 张啸林当年也没逃过，他在淞沪会战时拒绝随杜月笙去香港，躲在莫干山观望，日军占城后立刻投靠做掮客，最后被自己贴身保镖林怀部一枪放倒； 唐绍仪更敏感，他是民国首任总理，老牌外交家，日本人一门心思想扶他做傀儡，蒋介石托杜月笙劝他去香港避风头，被他婉拒，戴笠觉得拖不得，借他爱古董字画的习惯设局，把人约出门，用钢斧劈死，等于提前把日本的棋子砍断。 几桩大案一传开，上海滩汉奸圈子里有了句顺口溜：“夜里上街先摸背。” 没人知道下一颗子弹会打在谁身上，只能悄悄收敛几分。 许多人嘴上骂军统阴狠，转头又压低声音说一句“解气”，那几声枪，对普通人来说像临时搭起来的公堂，来不及判词，只看结果。 中原这边，血更重。 一九三九年五月，戴笠接到情报，天皇外甥吉川贞佐要到开封，出任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 这个三十来岁的少将，外头看着斯文，手底下干的都是“拔根”的活儿：短短几个月，军统十多个情报组织被“一锅端”，一百零五名特工被杀，军统河南站十六名骨干被抓，抗日队伍中还有四百六十六人押上刑场。 一九三九年中秋，开封校场搭起木台，一百多名志士被五花大绑，正午大刀一下一下落下去，血顺着土坡往下流，围观的百姓被迫看完，心里都记住了这个日本名字。 延安那边给豫西发来电报，只写一句暗话：“祖母有恙，速送百目回家。”百目鬼，是吉川的代号，这句话翻过来就是“赶紧动手”。要动这刀，得选能下手的人。 河南郏县有个牛子龙，外号“牛魔王”，军统内部叫他叶子方，出身练家子，任河南站行动组长，伪开封警备司令刘兴周、维持会长徐宝光都死在他安排的枪口下。 吉川来开封，任务之一就是收拾他，他这边却正好想着反咬一口，师徒俩一拍，就把刺杀任务扛了下来。 直接端枪的是徒弟吴凤翔，郏县人，人称“黑白无常”之一，小姨方明是地下工作者，在三个月前被吉川的特务抓去凌辱致死，他听到消息后在小磨山带人打游击，放过话要“取人头祭亲人”。 组织联系上他时，只问一句“愿不愿意”，他没多说话，只把枪擦得更亮。 要靠近吉川，光有仇不行，还得有人牵线。 伪财务科长徐景吾既是老乡又是旧狱友，也是地下党，他指向吉川的卫队长权沈斋，本地人，练过少林，枪法不错，更致命的是贪财好色。 宋都大饭庄那桌酒，弥勒佛像肚子里塞着金块，旁边坐着花了一万大洋才赎出来的赛金花，权沈斋看在眼里，心里跟着发烫，再看一眼“花名册”、比几场拳脚和枪法，嘴上说了句“人才”，等于替吴凤翔开了门。 往大处看，军统这块招牌并不干净。 一九三八年前后，它由复兴社特务处改名成军，以黄埔出身军官为骨干，又拉拢警校生、社会青年、江湖人物，几万名正式人员外加八十万左右可调动的伪军。 有人记住的是在街口倒下的汉奸，有人记住的是深夜被带走的亲人，正反两笔账都记在“军统”这三个字上。 上海的“七六号”像一面反照的镜子。 李士群出身浙江遂昌农家，早年被共产党送去苏联学特工，回国后扛不住危险和清苦，三十年代叛到中统，又嫌人家不信任，转头投奔日本人，和丁默邨一起盘下福开森路七十六号，专抓军统、中统和各路抗日志士。 军统在上海暗杀了四十多名汉奸，他先报复掉头号杀手詹森，又把军统上海站两任站长王天木、陈恭澍搞进牢房，顺手把北平、天津、青岛几处情报网砸烂，逼得重庆托杜月笙出来打圆场。 太平洋战争打响后，日本一心想靠上海经济给前线输血，他和手下一帮地痞却四处绑票勒索，在苏州贪掉军粮，只交出原定数的一小截，让日本人看他越来越碍眼。 戴笠见缝插针，通过周佛海、熊剑东往日方耳边吹风，宪兵特高课课长冈村干脆在一九四三年前后请他吃饭，给他端上一块掺着七三一部队新毒药的牛肉饼。 李士群回家时还挺神气，第二天开始高烧、上吐下泻，第三天中午脱水而死，皮肤绷紧，整个人缩成一团，比街边耍猴还难看。别的汉奸替日本人卖命，死后还能领块勋章挂墙，他这种会咬主人的，连块体面的牌子都没捞到。 战火熄下去，枪声慢慢成了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