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伦篡位为何会被群起而攻之？ 司马伦篡位之所以招致天下共讨，根子上在于他既无驾驭全局的能力，又彻底打破了西晋宗室权力平衡的脆弱框架。 这个司马懿第九子，一生都在证明自己如何不适合坐在权力中枢——早年偷窃侄孙司马炎的御裘，镇守关中时逼反羌氐，投靠贾南风时又亲手导演太子之死，每一步都在积累恶果。 当他踩着张华等忠臣的血登上皇位时，看似完成了从权臣到帝王的跳跃，实则踏入了西晋宗室精心布置的陷阱。 元康十年那场政变，司马伦用伪造的诏书骗开宫门，诛杀贾谧时贾后那句“系狗当系颈，今反系其尾”，道破了他的致命缺陷：永远只抓权力的尾巴。 他以为杀光贾后党羽、罢免满朝文武就能掌权，却不知道张华、裴頠这些被他视为绊脚石的能臣，恰恰是维系西晋官僚体系的梁柱。 当尚书郎师景要求验看皇帝手诏时，他二话不说斩首示众，这种对制度底线的践踏，让士族官僚寒心——他们可以接受权臣，但绝不能容忍一个连表面规矩都不屑维持的莽夫。 篡位后的荒唐操作，彻底暴露了司马伦集团的短视。为了收买人心，他将秀才孝廉免试授官，十六岁太学生直接入仕，郡县小吏全部封侯，以至于“貂不足，狗尾续”成为笑柄。 这种竭泽而渔的封赏，耗尽了西晋的官爵资源，更让真正的功臣寒心——齐王司马冏率军入宫时的血勇，在司马伦眼里不过是与杂役同等的功劳。当三王起兵时，那些被白版封侯的底层官吏，宁可持观望态度，也不愿为这个毫无章法的朝廷卖命。 最致命的误判，在于对宗室诸王的轻视。司马伦以为加封司马冏、司马颖、司马颙为开府仪同三司，就能安抚这些手握重兵的藩王。 他不知道，早在诛杀太子时，诸王就已看穿他的野心。成都王司马颖的谋士卢志曾警告：“赵王篡逆，天下忠义之士莫不欲诛之。”当司马伦在洛阳大搞巫祝迷信，让道士假传司马懿神谕时，诸王正在各自封地厉兵秣马——他们等待的不是“清君侧”的借口，而是瓜分权力的时机。 军事上的混乱，加速了崩溃。孙秀派往抵御司马颖的孙会，不过是个卖马小吏的儿子，竟与宿将许超争权，导致黄桥之战先胜后败。 更荒唐的是，当张泓在阳翟大破齐王军时，洛阳城内竟因谣言先庆功后恐慌，这种指挥系统的失灵，让前线将士心寒。 三王联军不过十万，而司马伦坐拥二十万禁军，却因将领互相猜忌，六十天内丧师近半。最讽刺的是，直到兵败前夕，司马伦还在宣帝庙祈祷，以为祖父的阴灵能保佑他的皇位。 更深层的危机，在于司马伦破坏了西晋“宗藩拱卫”的立国根基。自司马炎大封宗室以来，诸王虽有野心，但维系着“共尊皇室”的默契。 贾后乱政时，诸王尚可借“清君侧”名义入朝；但司马伦废黜惠帝自立，等于撕毁了这层契约——叔祖父夺侄孙的皇位，让所有宗室都看到：权力可以靠暴力夺取，而非血缘伦理。 齐王司马冏檄文中“逆臣孙秀，迷误赵王”的措辞，表面声讨孙秀，实则指向整个篡位集团——他们需要一个共同的敌人，来掩盖各自的野心。 当司马伦饮下毒酒前哭喊“孙秀误我”时，他始终没明白：真正误他的，是对权力本质的无知。西晋的天下，是司马懿父子三代与士族、宗室妥协的结果，不是靠伪造诏书和白版侯爵就能坐稳的。 他杀光了能制衡诸王的忠臣，又用荒唐的封赏得罪了士族，最终让自己成为诸王争霸的第一个靶子。三王起兵时，百姓“箪食壶浆以迎义师”的景象，不是因为支持某王，而是渴望结束这个连基本秩序都维持不了的政权。 这场闹剧般的篡位，本质是西晋宗室内斗的总爆发。司马伦不是第一个权臣，却是第一个彻底践踏规则的破坏者。 他的失败，不是因为篡位本身，而是他既没有曹操的权谋，也缺乏司马昭的威慑，却妄想复制司马懿的隐忍。当他在太极殿接受玉玺时，殿外的槐树正在落叶——那不是祥瑞，而是八王之乱的血色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