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绝大多数国家禁止安乐死？不夸张的说，安乐死一旦被放开，那就是穷人的噩梦…… 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里，真正允许医生直接结束患者生命的不过十几个，荷兰、加拿大这些先行者的案例，反而成了多数国家不敢迈步的警示牌，核心就在于那道绕不开的贫富鸿沟。 安乐死这东西听起来挺体面，“无痛苦离世”“尊严死亡”的说法一套套的，但落到现实里，对穷人来说更像道没得选的单选题，而不是可勾选的权利项。 加拿大2016年通过C-14法案合法化安乐死，2021年的C-7法案还扩大了适用范围，可很快就暴露了问题。 51岁的安大略省妇女索菲亚患了多重化学物质过敏症，医生说只要住上没有烟雾的干净房子，症状就能缓解，但她每月只有1169加元的残疾津贴，在高房价的安大略省连温饱都勉强，更别提找合适的住所。 政府机构踢了两年皮球，没给任何实质性帮助，最后她选了安乐死，死前说自己像“消耗性垃圾”。 还有个31岁的丹尼斯，得了同样的病，也因为住房问题差点拿到安乐死批准，她们的“自愿”里全是没钱解决生存难题的绝望。 30多岁的玛德琳更典型，25年的慢性疼痛靠特殊疗法维持，可加拿大的医保根本报不全费用，疫情一来财务彻底崩盘，只能停掉治疗，她说自己不想死，但没钱治病的日子实在熬不下去，安乐死成了唯一的“解脱”。 更戳心的是成本对比，加拿大协助一例安乐死只要2327加币，而长期治疗一个重症患者的费用动辄几十万，对财政紧张的政府来说，这简直是明摆着的“省钱方案”。 有说法称C-7法案到2025年能给加拿大省近百亿医疗费用，难怪有人调侃这是“用安乐死扶贫”。可这些数字背后，是穷人连争取治疗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推向终点。 牛津大学有研究员算过，加拿大的社会护理支出在工业化国家里最低，姑息治疗只有少数人能享受到，公共医疗的等待时间能长得让人崩溃，2005年连加拿大最高法院都承认这种等待是侵犯生命权，可到了现在，穷人还是只能在“等不起的治疗”和“付得起的死亡”之间做选择。 瑞士倒是早就成了“死亡旅游胜地”，但那是给有钱人准备的。中国台湾的体育解说傅达仁2018年去瑞士安乐死，花了300万新台币，折合成人民币60万，德国富豪更是被收过20万美金。 后来出了个叫Sarco的胶囊舱，说要免费给穷人用，结果第一次用就被警察抓了，说到底这种“普惠死亡”根本不被允许，瑞士的安乐死服务还是看人下菜碟，富人能选风景优美的森林小屋，穷人连门槛都摸不到。 那些立法允许安乐死的国家里，渥太华大学2020年的研究显示，接受安乐死的人里75%更富有，85%住私人住宅，全是收入较高社区的居民，这就很清楚了，安乐死从来不是穷人的“尊严选项”，而是他们在资源匮乏下的无奈妥协。 多数国家不敢放开，就是怕这种“隐性强迫”变成常态。法律里写着“自愿”“无法治疗”，可现实中穷人的“自愿”水分太大，没房子、没医保、没收入，这些本该是社会福利解决的问题，一旦安乐死合法，就可能被偷换成“医疗问题”，最后让穷人用生命为社会福利的缺失买单。 英国2015年投票否决安乐死法案时，330票反对对118票支持，反对者最担心的就是弱势群体被“诱导死亡”，就算2025年勉强通过法案，也是吵了十年才达成的妥协，细则里全是限制条款。 日本更有意思，虽然法院判例倾向认可，但至今没成文法，就是怕刑法里的“积极安乐死属犯罪”一旦放开，穷人会成为最大受害者，毕竟连消极安乐死都因为民众认同而不制裁，真立法了根本拦不住资源倾斜带来的不公。 中国一直没立法也藏着这层顾虑，1986年陕西汉中的安乐死案就闹得沸沸扬扬，后来十几年里人大代表反复提议案，可就是通不过。 卫健委说社会认识没统一，其实核心还是怕福利跟不上，要是现在放开，农村和偏远地区的穷人，可能连止痛药都没见过就被建议安乐死，那不是尊严死亡，是草菅人命。 荷兰算管理得严的，2012到2015年安乐死人数从4188涨到5516，看着可控，可谁也说不清里面有没有没被发现的被迫案例，毕竟医生也有业绩压力，医院也想省成本，面对付不起钱的患者，几句“治疗意义不大”就可能改变选择。 说到底，安乐死这东西就像块试金石，得先有能兜底的社会福利，能让穷人也住得起房、看得起病、扛得起治疗费用，才能谈“自愿选择”。 可现在全球多数国家连基本的医疗公平都没做到，就急着放开安乐死，无异于给穷人挖了个温柔的陷阱。 那些禁止安乐死的国家，不是不懂重症患者的痛苦，而是更清楚，对穷人来说，真正的解脱是能活下去的资源，不是加速死亡的针剂，与其忙着给“死亡”立法，不如先把“生存”的保障做扎实，不然所谓的“尊严死亡”，不过是给资源分配不公贴的块遮羞布。
